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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来源：直播视频截图） |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表示，结构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都犯了相同的错误，即将环境因素视为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仍然是世界最主要大国，大部分国际机构主要由美国发起，冷战后起主导作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是美国发动的，那么，为什么美国突然不再像以前那样行动？这些建立在体系层面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当前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大趋势了，环境因素无法解释为什么主要行为者突然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研究行为者在相同国际环境中做出的不同选择。阎学通认为，行为者具有同样的理性，但他们处于不同的情况中。国家的实力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决策者类型不同，便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阎学通认为，中美如今在两种空间上竞争——自然空间和电子空间。这两个空间上的竞争会有所不同，也便意味着美国和中国将做出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不同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中美“新冷战”是错误的，这种地缘政治的思维已经不能分析如今的决策者行为了。所以我们要把研究重点从体系层面转移到个人层面，即决策者。但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地研究决策者，所以提出了领导者的类型。阎学通表示，在一战和二战之前，有许多帝国主义的国家领导人，很多国家都有法西斯领导人。二战后，有很多共产党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有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冷战后，许多国家都有自由派领导人。而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你会发现，即使在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首先关注的是他们的政权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这是非常民粹主义的。所以，不确定性，成为当前全球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反全球化取代了全球化。反全球化意味着带来更多的坏事，带来更多的全球供应链的崩溃，带来更多的经济制裁和脱钩、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阎学通表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对不确定性进行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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