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学界当初不顾《纽伦堡法典》的约束，认为这些规范是科学探索进程中的障碍，就没有遵守。”霍恩布卢姆说，“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抛开医学伦理，把它当作束缚或问题，这就是美国监狱等机构中有那么多人被当作试验品的原因。”
美国维护人权医生组织指出，中情局刑讯技术效果研究计划是在未经被关押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医学专业人员在为酷刑这一犯罪行为提供支持的过程中又犯下另一项罪行，即在被关押者身上进行人体试验。这是《纽伦堡法典》制定以来“美国医学专业人员违反医学伦理最严重的行为之一”，也“违反美国法律和国际法”。
曾跟踪调查美国在危地马拉秘密人体试验的社会调查工作者克拉拉·德派斯表示，进行这些试验的美国医学人员未警告试验对象可能发生的危险与隐患，这些试验违反了《赫尔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则。危地马拉时任总统科洛姆更是直斥这些试验是“违背人性的犯罪”。
托莫里认为，辉瑞当年在尼日利亚的试验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药物试验的规范，也违反了医药企业应遵守的医学伦理。相关赔偿对辉瑞来说算不上很大损失，但这一事件给尼日利亚民众留下长久的痛苦记忆，不少当地人至今仍记忆犹新，对外国药物和疫苗仍心存疑虑。这甚至影响到尼政府开展的历次疫苗接种行动，包括新冠疫苗接种。
归根结底，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其他国家，进行秘密试验的许多美国研究者幷没有把试验对象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
“这些囚犯基本上被遗忘了，就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狗，或是猴子、猩猩。”霍恩布卢姆在谈到霍姆斯伯格监狱的人体试验受害者时这样说。
德派斯指出，美国研究人员对危地马拉人极度不尊重，在试验记录中将其称为“低等人”。“（危地马拉方面提起的诉讼）悬而未决，因为危地马拉和美国的关系不平等。”德派斯说，“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两国关系上，也体现在美国公司与危地马拉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更不用说受影响的群体，也就是那些弱势和不受尊重的群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