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亟待一个强有力的新任总统可以领导两党共同推动美在全球的经济和技术领导地位，形成一个真正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以应对中国挑战。然而目前两党中尚无能人可以发挥《芯片与科学法案》真正的效用。
两党纷争不能推动美政策的纠偏，反而内卷本身成了目的，共同塑造一个“中国威胁论”已经如赖斯所言，成为了美政治车轮前行的动力。《芯片与科学法案》虽然不代表美产业政策的转折点，却能够清晰看到反华同盟、反中资企业同盟的愈演愈烈。中国芯片不能仅仅争取几个友好国家的企业合作，需自主研发，弯道超车。
美一直反对产业政策，认为产业补贴扰乱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如今为遏制中国，已公然放弃产业政策的“意识形态链条”，这是华为国际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芯片的政治化紧跟意识形态的斗争，企业应尽量避免行业风口，避免产品研发走“独木桥”。
（二）美国产业政策对利益集团的重构
2022年中期选举，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情绪更加两极分化。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也在表明法院大力推动共和党的右翼保守议程。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反民主的政党，这让欧洲和德国感到担忧。
特朗普本人是否再次成为总统不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其潜在继任者也遵循他的观点。持极端观点的特朗普拥护者在国会中的代表将比以前更加强大。国会中两党合作的两极分化和拒绝将增加。民主党选民对拜登的支持在稳步下降。此外，中期选举后，尽管民主党在国会参议院中依旧占多数，但他们失去了在众议院的多数，难以在法律上打上自己的印记。这是由于党左翼和保守派之间难以达成实质性妥协，且许多参议院法律要求实际获得 60% 的多数票才能规避阻挠议案，后者只能通过两党共识来实现。如今，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正在加速扩大。
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正在加剧分裂。多年来，最高法院以牺牲联邦政府为代价来加强各州在选举过程中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举行联邦选举的规则在各个州的宪法中都有规定，因此地方最高法院在选举纠纷中作出裁决。如果最高法院裁定支持这一深受特朗普支持者欢迎的法律学说，那么由30个州的共和党人主导的各州立法机构可以在没有当地最高法院或其他机构的情况下划分选区，这将导致选举进一步的不公平划分。
最高法院可能作出的有利于独立州立法机构原则和其他关于各州选民歧视的法律的决定对美国来说是政治爆炸物，这可能对美国选举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能排除美国出现新的宪法危机和政治暴力，这对美国民主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此外，美国社会话语变得更加激进和仇恨，政治两极分化正在增加，枪支在已经军事化的社会中的存在也在增加。
以《芯片与科学法案》对半导体制造的新战略代表了美国对该行业重要性的更全面理解。疫情提高了公众和国会对半导体对民用应用重要性的认识。然而，疫情只是暴露了美国在半导体战略供应方面长期存在的脆弱性，几十年来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能力一直在受到侵蚀，战争则进一步凸显了这些漏洞。在芯片法案的前景及其强大的激励措施下，美国正建设或计划建设数量空前的新半导体晶圆制造厂。
拜登政府认为，发展半导体产业对美国制造业复兴有诸多裨益。（1）新设施投入运营将减少美国对外国芯片制造业务的依赖，幷使美国所有下游制造业受益。由于与这些独特的高科技投资相关的“溢出”收益，在美国建立新的半导体制造工厂可能会刺激广泛行业的国内制造业。（2）建造先进的半导体工厂可以吸引对附近制造业务的投资，为这些工厂提供运营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目前，英特尔、台积电、三星、格罗方德和其他芯片公司计划在美国建立新晶圆厂的计划正在吸引数十亿美元投资到美国的制造设施，这些设施不仅用于芯片，还用于制造所需的化学品和材料。（3）建设晶圆厂还可支持创建利用这些能力的分支产业。与人工智能相关联的物联网将在人类努力的许多领域带来生产力、便利性、效率和创新方面的革命性进步。（4）物质和人力资本是发展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因素。半导体制造依赖于当地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拥有从事高科技制造的劳动力。人才库和能够提供培训和物理基础设施的教育机构的存在是吸引半导体制造业的重要因素。此外，这些相同的机构和设施可以吸引对具有类似支持要求的其他类型的先进制造业的投资。（5）当地半导体制造厂的存在吸引其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制造商寻求与芯片制造商进行研究和生产合作。比如，特斯拉于 2021 年将其总部从加利福尼亚州迁至德克萨斯州幷于一年后在新工厂开始生产Model Y电动汽车。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举措反映了特斯拉与三星的合作伙伴关系，后者正在同时扩大其在奥斯汀的芯片制造能力。（6）技术密集型公司在特定地理区域的集中具有“异花授粉”效应，来自不同背景的创意人士正式或非正式地聚集在一起分享想法和信息。这些影响可以在台湾半导体产业建立的新竹科学园区看到，其结果是研究机构、制造商和供应链公司的密集集合，其中在相关部门工作的个人之间的无数互动是台湾现代化转向的支点的主要原因。（7）对半导体制造的投资为相关的高科技行业创造了新的机会，比如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物联网等关键新兴行业。先进的研究设施加上动手制造技术是未来区域和国家增长的关键。
芯片制造对制造业有直接而强大的刺激作用，联邦政府和各州需激励和促进私营部门进行合作幷加快环境审查和地方许可。这需要州和地方政府以及行业之间进行合作。芯片法案代表了一个重大机遇，若要取得成果，精明的实施至关重要。
美国这一法案直观地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于半导体产业的系统性思考，甚至包括对中国半导体崛起的恐惧，目的就是建立美国绝对领先、绝对安全的半导体产业体系。在这种思考的背后，有对于美国核心竞争力和长期战略地位的思考，也有关于世界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依赖性的焦虑，更有对于全球地缘政治变局的再平衡、再布局考量。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对其芯片制造进行补贴，不仅仅是美国。例如，德国在2022年5月宣布打算斥资100亿欧元资助32个半导体项目；日本已经批准了68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国内半导体投资。美国芯片法案颁布后必然会加剧新型竞合关系的产生。
（三）加拿大先进产业落后与美国产业政策的周边延伸
加拿大作为美国重要的邻居和意识形态上的稳定伙伴，在美全球产业联盟及亚太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的角色定位，成为被美所“裹挟”的重要棋子。
然而近年来，加拿大在先进产业领域的竞争状态就如同其法语区蒙特利尔的表现——虚弱和衰退，颇为“不争气”。美则“恨铁不成钢”，2022年美联邦政府预算专门对加拿大进行了具历史意义的拨款，助其提升先进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用通俗语言来说，加拿大除了挖矿就是卖油。
赢得先进产业的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货币的强劲、利润的提升、供应链的稳定以及产业安全基础。美国有智库专门提出“汉密尔顿指数”，通过对加拿大七大领域的数据——医药、电子设备、机械装备、汽车产业、航空运输设备、计算机产业、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进行调研分析，对加拿大在先进产业领域的现状进行全面评估。
加国GDP占全球份额从1995年的1.95%上升到了2018年的2%，然而其先进产业的份额却从同时期的1.8%下降到1.2%，其在汽车产业的份额从同时期的3.6%下降到1.5%，其在电子产品的全球份额甚至下降了57个百分点。2018年加GDP一季度增长率仅为0.3%。⑥加在七大先进产业领域可谓满盘皆输。
经济学家用“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指数 的概念来反映特定产业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份额，以2018年各国先进产业的区位熵指数为例，加拿大为0.6，美国为0.94，中国为1.34，德国为1.74，墨西哥为0.95。⑦可见加在全球先进产业处于落后水平。
加拿大扭转这一局面已迫在眉睫，主要由四种可能的途径。一是加快技术研发，停止滑向第三世界“卖资源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知识产权，建立专利机制，幷应拨款专门设立加拿大创新投资局；第二，加应仿效美国会出台芯片法案以推动企业设厂生产半导体，对先进产业设立工厂实施全面准入制度；第三，加政府应从传统大学教育体系的基础型科研转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应用型研究，为此政府还应设立加科技研发基金；第四，加还应通过立法机制对传统的以矿产、石油生产为主的企业施加高额税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先进产业提升竞争力。
加产业衰落的事实已无法扭转，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于加薄弱的产业环境以及市场标准，离开美，恐难以独行，其产学研机制也有很多空白之处。美国人传统上就对加拿大有一种歧视心态，美国政客普遍希望加拿大能够以美《芯片与科学法案》作为榜样，紧跟步伐。其实，随着北约在ICT领域和数字经济领域的深入协调，加已在实质上被美政策所“绑架”。未来大西洋两岸对华为的路数，一定程度上将以美不断祭出的法案作为“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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