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表现为提升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期盼，更表现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多样化期盼。在“原子式个人”所构成的社会中致力于成为每一个体的大靠山，有求必应，扮演公仆的角色，这实际是一个伟大光荣又极其艰巨的任务。只有当每一项社会治理工作以这样的方式动员展开时，这种干群之间的链接，以及这种链接背后所体现的直面差异性个体的人格化联结，才是真实而有力的。
现代治理体系需要群众路线的实践技艺
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易，集中力量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小事”更难。如何促使各级组织在对上负责的同时更多地对下负责，如何将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办好而不办坏，是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重大问题。
本书认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走群众路线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化”过程。一种是让个体意见整合起来通过代表机制输入政治系统的自下而上的实践，另一种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其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一以贯之的自上而下“讲政治”的实践。
本书着重对后一种实践作了阐释。自上而下“讲政治”的实践，指公权力在一种责任伦理或使命感的驱使下，主动积极地走近群众，善于从政治上看一切问题、算政治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姿态关切群众的安危冷暖。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作者聚焦“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亦即现代中国治理体系的称道之处，提出了共产党的组织传统、中国古代郡县制传统和西方公共政府传统这三大治理传统融合创新的重要性。实际上，即便今天发达的新技术新工具可以大大提升国家的治理水平，“因人而异”“区别对待”这两种个人化、类型化的人格化互动仍然不可或缺。时至今日，“送温暖”“做工作”“老娘舅”等“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仍然是工作中的常见场景。我们不能将此理解为一种社会治理中“名实分离”的常态化，而应该将其看作最难以割舍的群众路线实践技艺。如同农业现代化再发达，终有机械力有未逮的环节，需要仰赖农业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完成，那才是整个环节中决定性的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