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设计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纵向与横向、评价与考核等‘七对关系’。”陈旭萍说，起草组跑遍9个县（市、区），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那辩论赛般的情景历历在目——
“大县小县人口不同，办案数自然有差距。我们大县办案多基数大，‘合规性’倒扣分的概率就高。总不能办案多的反而扣分多吧？”
“我们是小县，往年办案数就屈指可数。如果都用全市统一的标准数，高了，我们肯定够不到呀！”
……
针对各地所提意见建议，起草组查阅大量资料、寻找理论依据，确保指标科学合理。“查办案件数”是大家最关注的，为处理好指标“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起草组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省、市三个层面每年的查办案件数系统分析，发现存在前期逐年增长、后期高位运行的趋势。故采用当地前三年办案数的平均值做基数，只要达到基数就得基础分，有提升的再另行加分。这种设计被推广到类似指标后，质疑声很快消失。
经过2个多月一轮一轮的集思广益，“质量指数”有了最终版本。它以“政治监督精准度、正风反腐严实度、执纪执法规范度、改革创新成效度、忠诚卫士匹配度”五个维度为框架，设19个一级指标和47个二级指标，满分一百分。此外，考虑偶发事件的影响力，对“作出重大贡献或发生重大问题的”，另设额外加分和扣分事项。
“与第一版相比，指标体系脱胎换骨，历经60余次修改。”指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文件陈旭萍说，“改‘请示报告规范程度’为‘规范请示报告情况’，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合规性’代替‘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率’，我们字斟句酌，力求最精准、最客观地表达与呈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