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不明确知道相关经济影响以及选民是否准备为此付出代价，那么英国就无法承受谈论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后果。英国多年来一直寻求与中国建立商业联系。
大学对中国学生及其所带来收入的依赖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相关争论非常激烈。但英国经济受中国数字技术和零部件的影响更大。
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对开始应对这种经济脆弱性足够重视，但还没有迹象表明其看到了全面情况。在不清楚两国关系趋冷对经济的影响以及不确信议会上院会接受这种影响的情况下，如果特拉斯在未来几个月更新国防和安全综合评估报告时把中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那将过于大胆。
当然，外交政策不应仅仅受商业考量启发。有更广泛的理由制定一项更为明确的中国战略，以帮助规划一条更连贯的未来道路。在最近访问东亚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听到英国的伙伴们说，从乔治·奥斯本（英国前财政大臣）时期的“黄金时代”到特拉斯的中国“威胁”指控这一突然转变让他们感到不安。
当特拉斯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时，一些人预测她会奉行重商主义，因为她注重达成后脱欧时代的贸易协议，但事实证明这不是她任期所奉行的精神。
尽管特拉斯寻求达成贸易协议，但其目标是让英国在全世界建立一个“自由网络”。此后，她一直保持这一调门，对华言辞强硬，并且在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上对欧盟措辞强硬。
但是，特拉斯现在必须着手应对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造成该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她的第一份预算方案，部分原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这限制了她所能做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