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欧洲，则被自己的价值观所束缚，理念至上，面对危机和挑战无法正确应对。我们可以从如下一个例子来看欧洲把价值观极端化到了什么程度。
2016年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三位难民性侵，她报警时向警察说谎，称是三位说德语的人抢劫了她，言外之意是本国人做案。事件真相曝光后，她就在脸书发表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
被强奸者向强奸者道歉，并视此为人道情怀，恐怕也祗有在欧洲政治环境下发生的咄咄怪事。由此可以想见西方政坛已经把价值观推到何种离谱的地步。
由于今天的西方凡事都要问是否符合价值观，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所以其制订的政策别说解决问题，往往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今天的欧洲并不是没有人不懂美国的战略，而且也知道怎么做才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改变被动艰困的处境。比如效仿美国就可以了。只是被价值观锁定的欧洲无法做到。如果说美国吃定了俄罗斯被挑衅必动武的民族特性，也同样吃定了为了价值观宁可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欧洲。欧洲要想走出危机，只怕是遥遥无期。
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宋鲁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