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矛盾突出。首先，改革措施引发反对声音。《养老金改革法案》和新税制法案虽有效缓解了公债负担，却因职工养老支出增加、退休年龄提高、未触及最富裕阶层利益而饱受诟病，被认为未彻底根治社会不公现象。此外，削减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以控制财政赤字的措施将政府财政压力转嫁给了贫困家庭，进一步放大了弱势群体的困境。
其次，疫情全面失控。去年3月以来，巴西新冠疫情感染者数量激增，防控措施收效甚微。总统不但带头违反防疫规定，还借疫情之机公开表明极端主义立场，攻击不同声音。疫情反覆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低迷、失业率攀升、非正规就业人数增加等问题，使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再次，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环境犯罪。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大力发展耕种、采矿、建造水力发电厂等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撤销外交部、环境部的气变环保相关处室，大幅削减国家环境委员会顾问人数，严重破坏了巴西一直以来在国际上建立的“绿色”形象，有损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
最后，极端保守主义全面回潮使少数群体权益屡受侵害，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博索纳罗是天主教徒，但从政以来为了吸引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政治支持，一直秉持和福音派相同的较为保守的道德价值观，以保守的天主教教义为纲，多次呼吁社会回归传统，上任之后教育部及家庭、妇女和人权部均变为保守主义“挂帅”。此外，博索纳罗还对亚马孙原住民、性少数人群以及委内瑞拉难民发表歧视色彩浓厚的言论，猛烈镇压无地农民运动（MST）等反对派抗议活动。这种利用社会对立情绪争取政治支持的做法让不同阶级和群体间的矛盾尖锐化，加大了公共治理难度。
四是对外关系陷入僵局。博索纳罗的外交政策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交往甚密，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上台后美巴关系急剧“降温”。在乌克兰危机中，博索纳罗讽刺乌克兰人“将国家命运交给喜剧演员”。在亚马孙环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一直是巴西与美欧国家关系的“导火索”。在区域组织中，博索纳罗一意孤行，不但不顾“南方共同市场”整体利益单方面削减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还先后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L）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简称拉共体），与地区其他右翼政府共同成立南美进步论坛（PROSUL），将委内瑞拉等左翼国家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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