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易引发债务危机。上世纪70年代末，为应对国内大通胀，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急剧拉升联邦基金利率，直接引爆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使以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债务高企、难堪重负，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1994年，美联储再次进入加息大周期，虽然IMF及时出手，防止了危机蔓延，但仍引发墨西哥债务危机，使其经济产出2005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世界银行已经警告称，60%的低收入国家处于债务困境，中等收入国家过去30年支付的偿债费用较高，伴随着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提升利率，世界可能会走向“发展中国家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
三是加息引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甚至社会动荡。为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被动采取跟随式加息策略。这将拖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导致就业岗位损失、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缓解粮食与能源危机的能力减弱，进而引发系列社会问题。CEPR通过对1965-2016年50个经济体研究发现，若美联储加息100个基点，将导致3年后发达经济体产出下降0.5%，发展中国家产出下降0.8%。发展中国家将遭遇更大的痛苦和损失。
文章指出，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历次经济与金融危机过后，世界各国都在反思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性和代表性问题。美元作为美国的货币却充当全球主要货币，美国获取大量铸币税、汇率稳定、超额金融利润等“嚣张的特权”后，却没有承担全球金融稳定的责任。美联储为国内经济利益，而采取对全球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凸显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痼疾。
每当危机来临之时，美联储就“大放水”，全球经济体为其行为埋单；每当经济过热、通胀来临之时，美联储就“大紧缩”，全球经济体又不得不忍受“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种种苦难。全球是时候以大破大立的方式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了，多极化的平等货币格局，才能更符合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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