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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文旅中国 |
中评社北京8月22日电／《江苏艺术评论》近日刊发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研究员王馗题为《罗周的创造与“浣纱记”的当代改编》的评论文章，全文如下：
昆山当代昆剧院从2015年成立以来，即被昆曲爱好者美称为“昆昆”，以《梧桐雨》《顾炎武》《描朱记》《峥嵘》等原创作品为代表，一路走来，年年有好戏，年年有创意，像一个初生的孩子在不断地调适中倔强地成长着。作为新世纪以来昆曲艺术传承保护的重要现象，“昆昆”的成长不但为国家层面的昆曲剧院团，增加了一个极具生机的新力量，而且也以鲜明的“当代”立场，为昆曲传统进行创造转化开辟出新的发展路径。
“昆昆”的当代性，在《浣纱记》中展现得颇为鲜明。《浣纱记》是“昆昆”在2021年第八届中国昆剧艺术节的闭幕大戏，也是罗周为“昆昆”编创的第三部作品。作为当下中国戏曲最具活力的剧作家，罗周以娴熟的创作手法和天才的题材开掘能力，为当代剧坛献上了数量众多的艺术精品，特别是在昆曲创作领域，她以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熟练的昆曲曲牌写作高度，引领起昆曲创作回归曲牌体文学的传统中。《浣纱记》标为“改编昆曲”，其创作因昆山梁辰鱼编撰昆剧首本名剧而起，自然有致敬优秀传统的深意；但该剧却是纯粹的原创作品，罗周追步前贤而别出机杼的艺术雄心蕴涵其间，最能展示当代创作者面对优秀艺术传统时的创作深意。
梁辰鱼创作的《浣纱记》是明代昆曲艺术革新后的首部奠基作品，剧作保持了传奇双线结构的固有写作方法，用男女主人公引出“家”“国”阔大的历史生活图景，既聚焦历史人物的私人情感空间，也凸显历史事件中王朝兴亡经验，虽然剧情涉及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政治，显得有些芜杂，但却将西施、范蠡的情缘故事置放在兴替交迭的吴越政治博弈中，显示出生命与社会历史时空中的感叹与思考。因此这部作品创作成功之后，有所谓“吴闾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艶词”的盛誉，而《打围》《寄子》《采莲》《游湖》等折子戏传演至今，而一曲【醉太平】“长弓大刀”甚至成为昆曲入门者最先修习的同场曲，显示出了这部作品在昆曲发展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罗周改编创作的《浣纱记》不是对传统《浣纱记》的摘锦集秀，形成经典折子戏的串本演出；也不是从原剧结构中条分缕析，形成一人一事的叙述形态，而是在尊重原作已有关目的基础上，将原剧所涉的线索结构和人物关系进行重新的创意翻新。在这部作品中，罗周选取了原作十多出的情节内容进行创编，用她惯用的“四折”与“楔子”的编创手法，通过“盟纱”“分纱”“辨纱”“合纱”四折和“别越”“进姝”“赐剑”三个楔子，实际形成七场戏的规模，集中地浓缩了原剧对于“家”“国”的故事情节。所谓的“家”，主要以西施与范蠡的情缘为主，侧重于男女主人公的相识、相别、再见的私人情感表达；所谓的“国”，主要突出勾践、文种、伯嚭、伍子胥等吴越两国的政治博弈，在折子与楔子中突出的两条类故事情节形成了精巧的双线结构，相互映衬着吴越两国的兴亡变化。
在新编《浣纱记》中，“纱”是最突出的戏剧意象。如果说梁辰鱼原作标题中的“浣纱”，只是与主人公相关的一个情节，构成了主人公独特的生活印象，即如唐人王轩在《题西施石》中所咏的“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用“浣纱”标定了西施与众不同的人文气质。那么罗周在新创中所标识出的“纱”，已经拓展成为情节结构中穿针引线的重要意象，承载着主人公的情感寄托，也负载了吴越政治更迭的历史记忆。
剧作中的“纱”最突出地成为西施与范蠡含蓄情感的载体，在《盟纱》中范蠡感于战乱即起，不做不负责任的情感承诺，而西施主动地将“丝萝之托”承放在纱上，以“素纱一缕，置之溪头。若大夫之心，与奴无二，请持纱而去，以订深盟”来检测范蠡的情感指向；《分纱》中范蠡忧虑国事，被迫以献出西施作为复国的办法，以“素纱一缕，置之门前。若姑娘之心，与范蠡无二，请持纱而去，以续前盟”来表达自己对情感的忠贞。两个人近乎一致的“背身”，近乎一致地面对选择，都在被动、尴尬、无奈、痛苦中展现着各自对于情感“生生世世，尽皆如一，情似磐石，永无转移”的忠实坚守。这也是兴旺变幻消歇之后，两个人在太湖上放下所有的离合恩怨，以超验的感悟与通达，“纱随水流”，走向彼此坦然的面对和海天仙游的无扰。这种释然或许有永续循环的政治威慑的考量，或许也有曾经沧海桑田的无可奈何，或许还有不堪回首的感伤哀叹，但毫无疑问是在战争与苦难的历练后，个体生命在阅尽离合、阅尽兴亡后所获得的从容与超脱，是个体情感向生命理性的升华所在。
特别是于西施在吴、范蠡在越的生活际遇中，这副“纱”不论开裂分合，都成为他们在“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不肯死”“不敢死”的精神动力。在剧作的《辨纱》一折中，“纱”所具有的情感私密性，在剧中伍子胥的悍然“挑拨”中，走在了政治的前台。伍子胥作为吴国的忠臣烈士，敏锐地发现了“纱”所隐藏着的私人关系，由此洞见到了西施在吴越两国中可能存在的政治作用。因此在分辨假真中“纱”成了检测“忠”的重要缘起，只是情感的“忠”与政治的“忠”截然逆反。这当然意味着在吴国君臣的虎视中，西施必然需要更加冷静地审视情感、跳脱情感、超越情感，与其说在西施、范蠡的情缘中，是范蠡将两人情感从无言的开始引向无言的暂时中止，不如说是西施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将两人含蓄而炽热的情感，以赌咒发誓的形式，为国家与政治的利益做了最后的殉葬。剧中的西施与范蠡因情动而始，因情恸而去，因情通而合，细腻的男女情怀却全部隐藏在大历史的叙述中，剧中涉及的吴越大历史则在勾践拜恳、吴王猜忌、伍员追逼等特定人物关系中，把西施担当的政治压力给予充分张扬，最终也在“辨纱”中完成了她特定的生命体验。由此，家国变乱、历史更替的所有经验情感全部汇集到西施身上，幷推动塑造出不同于既往的西施形象个性。伍子胥的一味孤忠，只能以挂头西门的形式，表达着最后的尊严；而西施同样的一味孤忠，以情的有限性而最终让位于生命的相守与期待，情感的伤害、政治的侮辱最终无损于她本心澹然的自处，那副随身的“纱”最终具有了永付流水而不滞于人心的超越意象。纱，是情感，是政治，更是思想，其间包含了二人异地同心的情感执着，当然也凝聚了他们在家国动乱中的政治操守，更包括着勘破历史变幻后的生命态度。
围绕“纱”而进行吴越故事的重新叙述，让戏曲在表达传统以来的“家”“国”观念之时，以“情”的丰富内涵，为题材赋予了更加深阔的题旨表达。这既不同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传统立意，也不同于用历史修复来进行现代转化的当代写作观念；既规避了戏曲的传奇性写作与真实历史不相干涉的写作倾向，也不同于踵步特定文史而因人事以寓言的写作套路，剧作是依托着西施故事的依稀映像，把历史中真实的生存悲剧，借助已有的人物关系呈现出来，把对历史轮回循序的感慨，含蕴在男女主人公相对无言而坦然无滞的关系之中。这种历史观念不是对特定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只是对继往历史和情感记忆的追怀，大得传统诗文咏怀历史的风格立场，是一次用传统文化咏怀的澹然立场来剖解戏曲题材、确立历史故事题旨的一次探索。
罗周在《浣纱记》中以独特的戏剧意象、结构形式和人物定位，将昆曲承袭传奇创作的优秀文学创作经验做了饱满的现代表达。剧作题旨立意以及剧诗文学带来的艺术意象，为舞台二度创作提供了阔大的创作空间。导演徐春兰在舞台上用简洁的、充满诗意的色彩与光影，突显主人公无力摆脱的时代束缚，、营造出了充满江南印象和历史印象交相辉映的美学风格。虽然舞台二度的表导演还存在一些艺术上的提升空间，但这部作品为“昆昆”当代品质的锻造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