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2021年以来，美国事实上走上了“新冷战”的老路，变本加厉地推动大国对抗。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精英们虽已意识到美国的症结在国内，却仍执迷于大国对抗。卡内基报告建议美国与“价值观相同”的盟友展开合作，但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对话。
此外，为推动国内改革计划，以及推销“重建更好世界”等国际合作方案，美国政客也惯于公开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发起的国际合作倡议。尽管多位美国高官均表示不谋求“新冷战”，但“价值观外交”仍导致中美博弈激化，对于解决美国内部问题更是有害无益。
美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引发了一场全球性危机，转而加剧了其自身的国内困境。例如，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经济制裁、技术禁运等都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供应不足又推高了美国通货膨胀；再如，美国执意将新冠疫情等问题政治化，导致大国间难以展开政策协调，全球治理举步维艰。
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也对拜登政府的最大国内政绩——总投资额1.2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产生负面影响。截至今年6月，美国建筑业成本相较一年前上升8.6%，各州基建招标已出现最高超出预算30%的高价，这意味着拜登的基建计划将大幅缩水。
美国的“自由主义鹰派”沉湎于冷战后美国的单极霸权，认为美国可以通过组建“价值观同盟”，将中、俄等国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挑战，并创造有利于中长期内政改革的外部环境。
但当今的国际秩序是高度联结的多极化格局，大国对话与合作对于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美国经济正常运行也不可或缺。相反，失控的大国对抗则会带来负面连锁反应，冲击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即使“高悬海外”的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并未在分裂的美国社会促成任何共识，却在华盛顿的决策小圈子里制造了“反华共识”，阻碍了美国政府通过对华合作解决内外问题。例如，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至今仍导致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每年增加510亿美元的支出，美国政府却迟迟不愿在关税问题上“示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