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韩国将解决半岛问题作为改善对日关系并摸索加强韩美日联合的一个主要由头和目标，但这从出发点上就存在隐患。与文在寅政府主张通过对朝接触和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思路不同，尹锡悦总统对半岛问题的“大胆计划”也好，朴振外长推动韩美日联合应对机制也罢，都凸显了韩国新政府在朝核问题解决机制上的某种失落感乃至可能的剑走偏锋。其实对韩国来说，破解半岛问题僵局最需“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思维，最需营造“域内问题域内解决”的氛围。六方会谈机制建立以来的朝核问题走势证明，中韩朝都是半岛问题不可或缺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在推进和平解决机制和塑造斡旋影响力上的独特作用只会越来越大，中韩需要咬定无核化目标相向而行，而不是指望借助域外势力介入去解决。
再者，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言不由衷”可能损害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今年正值中韩建交30周年，而立之年的两国关系不仅坐拥超过3600亿美元的双边年贸易额、近1000亿美元的双向累计投资，还有多年积淀的政治、外交互信以及总体上的民意支持。但韩国新政府一方面在行动上倒向美欧日的“价值观外交”，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正准备就加入“芯片四方联盟”做出决定，同时不断加大对半岛北方敌对的强硬思维；另一方面却又不断遣词造句，试图在言语上撇清与“损害中国利益以及社会情感”的干系，这种戴着面具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无助于中韩关系的长期稳定，容易引致类似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那样颇具破坏性的教训重演。行稳致远的中韩关系需要知行合一，需要实实在在的互惠行动加以验证，韩国政坛保守派口中那种“结局大不了就是政冷经热”的所谓底线思维，既要不得，也很危险。
韩国固然可以通过多个路径实现“全球枢纽国家”定位，但最好的选择仍是处好“搬不走的邻居”，最佳的捷径还是秉承“远亲不如近邻”理念，深化与东亚国家的外交互信和经贸互利。以东亚外交作为“试验田”，韩国面向全球的外交才有基础；以东亚外交作为“风向标”，韩国打造“枢纽外交”才有支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