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成为亚太乃至世界经济的引擎；同时，一极独霸的世界格局也开始向一霸多极转变。在此形势下，美国已经从日本经济的扶持者变为竞争者——“繁荣路线”的一个重要条件已然不在；而美国对日本的索取——尤其是在反恐和维护亚太霸权方面——却不断加码，使得“绑定美国”的代价越来越大。昔日相辅相成的“保守本流”和“保守旁流”现在变得互相矛盾：要恢复经济繁荣，就必须同美国竞争，但“绑定美国”却成为日本与美国竞争的桎梏。
2006年9月，52岁的安倍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安倍在任期内首访中国，之后又出访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如此“积极外交”表明，安倍已经开始践行其走出“战败阴影”、展现日本是一个“美丽国家”的构想。
2012年12月，“豹变”的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立即开始其“夺回日本”策略。针对日本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错位：安全靠美国但经济却与中国密切关联，安倍提出“政经分离”政策。到安倍卸任时，日中贸易额一路上扬，而日美贸易额不断下滑。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安倍为“夺回日本“不遗余力地推动“国家正常化”运动，其目的就是要使日本彻底走出“战败阴影”，摆脱“战后体制”，进而建立（夺回）一个经济、外交、防务上全面正常化的“强大日本”。为此，安倍三管齐下：第一，强化安保体制；第二，推动修宪，“制定自主宪法”；第三，开展“俯瞰地球仪的外交”。安倍利用特朗普抛弃TPP、大搞单边主义的机会，达成了二战以来日本首次主导的两个重大外交经济协议：《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使日本在“国家正常化”上迈了一大步。
安倍的“夺回日本”战略完全打破了自民党恪守了几十年的“保守本流”和“保守旁流”的战略格局，以推动“国家正常化”为政策主轴，希望通过“夺回日本”来充分释放日本强大的竞争力，进而重建“繁荣”。然而，安倍的最大阻力恰恰来自美国。美日安保条约的首要目的是要控制日本。美国越是依赖日本来维持自己在亚太以至整个世界范围的霸权，就越是要管控住日本。毕竟，如果失去了对日本的控制，美国二战以来在亚太地区打造的安全构架就失去了“基石”。
于是，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安倍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放弃“拉拢”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其结果，日本同时与中俄两个大国作对，极大地恶化了日本的安全环境，迫使日本更加依赖美国。但安倍显然心有不甘。近年来不断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挑事，企图“一石三鸟”：一是暴露和激化中美之间最根本利益冲突；二是激发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扩大对“国家正常化”、尤其是强化安保的社会支持；三是凸显日本在“印太战略”中的关键作用。如此无非是想火中取栗，推动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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