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出于加强国际竞争力基础和长远国家安全考虑，经济结构面临新一轮调整，第一产业会进一步巩固，第二产业会趋势性加强，由此引起第三产业占比会出现相应变化。其中：（1）确立更加精准的广义农业战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链的伸展与加强、生态改善和水旱灾害减轻，相应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战略农产品储备体系建设、传统意义的农产品加工以及现代意义的农产品深度开发的工业（医药）材料化趋势、重点水利与环保工程建设、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建设（居住点建设与住房提升、道路、清洁水、污水处理、电力与通讯、医疗与教育）等等将成为清晰的战略重点；（2）重新认识探矿与采掘、坑口初选与近域工业中心精炼等第一产业的重要意义，与广义农业一同构成前所未有的大国经济总量与结构稳定支撑；（3）发挥制造业体系健全的优势，通过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重点是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填补发达国家已经丧失能力的市场空缺，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与重大技术集中攻关，缩小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第二产业由体系健全优势向保持体系优势基础上的结构升级优势转变，由此将引发投资结构的相应变化；（4）第三产业中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面临趋势性转折，生产服务领域、家居服务领域、人力资本积累领域（大健康与大教育）将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再次，在全球化发展呈现新特征的条件下，出口目标市场呈现多元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效逐渐显现，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占比稳步提升，非洲与南美的市场价值得到深度挖掘与积极拓展，北美市场占比相对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融合也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一是新的阶梯开放战略：第一阶是海南、大湾区的横琴与前海、上海的大浦东开放，在全面对接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基础上，为未来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进行积极探索；第二阶是京津冀与已经规划完成的既定战略区域开放，以开放市场、引进资本、提升产业、培育企业的国际适应力和国际竞争力为重心；第三阶是“一带一路”相关城市开放，以市场融合为重心，增强市场凝聚力。
二是多元进口与多元出口适当分离的外贸战略：单一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满足中国对于国际贸易稳定与安全环境的需求，未来不排除有更多的多边贸易协定与更多的双边贸易安排；在贸易协议谈判中不再强调简单意义上（或单一经济体之间）的进出口平衡，而是突出不同市场主体与中国需求和供给匹配性；不再追求贸易排名，更多地关注中国需求与中国供给优势的发挥。
三是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并不在于形式上的“双向”与否，而是强调的对外扩大开放稳定市场预期、对内顺畅循环提升运行效率、内外有机融合降低干扰波动、真诚互补共赢以期久久为功。国际国内的投资者不应该低估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远影响力及其潜在市场机遇，更不应该将其作为短期策略来对待。
最后，在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坚持外交与经济合作两手抓。
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应广泛遵循市场规律，以积极的姿态维护既定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以实际行动努力消除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担忧，最大限度减轻西方经济复苏之后对于中国出口替代的压力。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对于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围绕挑战与机遇展开。在发展方向上立足于构建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最大限度减少外部极端情景下被“卡脖子”的核心经济体系；在宏观政策上立足于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实现双螺旋上升的政策体系；在技术层面重点打通跨境经济循环的若干堵点与痛点，不断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市场功能。尤其需要抓住国际经济调整的机遇，通过重点投入与积极引导相结合，推动民用技术的跨国研发并形成免受其它因素干扰的国际技术交流与交易市场，力争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可靠国际合作，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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