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类即使摆脱新冠疫情的冲击，病毒与人类共存，但新冠一定会给人类增加防护成本、健康成本，这个成本就像“9•11”恐怖主义直接导致全球安保成本急剧上涨，虽然这些成本在核算角度有些是GDP的收益，但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就是一种成本。如果没有新冠疫情，我们不会支付这些，不会有大量的物资、人力进行这些领域的生产和服务。
第二，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逆全球化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而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产物。中美贸易冲突直接使各个国家对于传统分工体系，也就是过去30年以垂直分工为主体的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世界必须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单纯的效率。所以，各个国家都在构建自己的内部大循环，都在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制定“备胎”计划。因此我们一定会看到全球分工的重构，全球供应链会短变宽，各种“备胎”计划会源源不断推出。这些举措一定会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所以，即使疫情停止，也会看到逆全球化的现象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在大国博弈中加速，这个加速会导致各国生产成本增加。
第三，《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签订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议直接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绿色转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过去各种乱排放、大量排放通过成本显化进行技术替代，减少对全球气候的干扰。因此所有的绿色转型首先是一个成本概念，之后才是一个技术创新概念，然后才是一个绿色转型之后的收益效用分配的概念。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本实现的过程中，很明显的就是绿色成本会大幅上扬，很多国家绿色金融的增长速度都是两位数，很多国家把这项指标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绩，但是这表明世界经济的成本在急剧增长。
第四，地缘政治恶化。人类在过去几十年里，战争逐步减少时，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域之间冲突已经成为常态化，因此地缘政治带来了防务成本的增长。虽然防务成本增长有可能在短期会成为GDP，但是大量的防务成本特别是战争消耗的成本一定是人类的负担，而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第五，高债务时期。如果按照现有的产权格局承认债务的必须偿还性，那就必须想一想解决办法。人类历史上解决债务很重要的两种方法，一是大危机，通过破产来解决债务关系。二是大通胀，国家通过大规模发钞票，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来解决政府的债务。
这五大因素再加上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就大致可以导出一个结论：人类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在这种大变局中步入到高成本时期。这种高成本，一方面会形成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会转换成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必须要从根本逻辑去体会的。
中国在大趋势中的战略格局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来思考中国的战略定位，就会得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可能充满希望的结论。为什么呢？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世界的创新中心，在整个供应链上有着独特地位。面对未来高成本和高通胀的时代，它的战略定位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来讲，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简单讲，俄罗斯现在12%的通货膨胀，欧洲5.8%的通货膨胀，美国7.9%的通货膨胀，土耳其、南非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而我们的通货膨胀依然维持在2%。在这种竞合关系中，中国的出口仍然会维持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超大市场经济体将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进行战略性考虑时必须关注的。当然还有很多战略性的考量，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于结构性的冲击，要考虑这种通胀过程对于困难群体的冲击以及如何加强对他们的保护。我们在思考世界问题时首先要看到大趋势，以及大趋势背后的推动力，要看到中国在大趋势中的战略格局。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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