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推进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融合，更多关注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较大的市场主体。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负面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对低收入人群，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以及餐饮和旅游等接触型服务业更易形成负面影响。对此，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回应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关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新增财力下沉基层，向受负面影响较重的群体和市场主体适度倾斜。加强对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区域性规模性特困行业的金融支持，助其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便利，引导其通过稳就业来促增收，夯实促消费扩内需根基。注意通过优化便民利企服务、创新简便管用的监管方式，降低就业创业的成本与风险。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更多支持自主创新等；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市场主体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助其化解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融资困难和资金链断裂风险；推进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联动，强化对市场主体的支持，进一步优化服务，加强营商环境建设。
第二，推进科技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协同发力，增强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能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优先支持自主创新，优化创新创业创造环境，从机制、政策上鼓励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促进变革性技术创新。要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科技型企业家和战略科学家引领自主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鼓励行业领军企业、供应链核心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成为增强创新驱动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中坚力量。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带动深层次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在开放发展中提升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能力。
第三，优化跨周期、逆周期调节，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力。中国重视以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应对风险挑战，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当前，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国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导致识别和应对机遇、挑战难度增大。有些突发性、临时性因素超出预期，影响跨周期、逆周期调节的时间、力度选择，容易导致调控有效性不足等问题。科学区分影响发展的常态因素、转型因素和危机因素，有效辨识长期目标、短期调控目标和应急管理目标，对于更好把握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有重要意义。要结合采用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等，提高跨周期、逆周期调节能力，协同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同时，要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基础性储备性研究。
第四，切实推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落地。当前，全球通胀压力加大，要加强进出口调控，有效防范化解输入性通胀风险，更加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畅通关键物流和民生物资运输通道。既要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不放松，又要确保经济稳定、发展安全。但也要防止部分地区疫情防控过度加码，加剧物流受阻、供应链中断，妨碍国民经济循环。要注意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精准性，推动常态化疫情防控走实，尽力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基本民生的影响。做好大宗商品稳产保供工作，加强战略储备和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完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切实增强应急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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