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深化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在资本治理过程中，要系统推进依法监管、公正监管、源头监管、精准监管、科学监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各环节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从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全链条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健全综合监管协同联动机制，提高资本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化水平。
四是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制度和信用体系建设。要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社会层面的诚信文化，提升经营者合规的主观能动性，让监管执法有力度更有温度。
遵循高质量发展要求，发挥资本积极作用
文章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必须给予充分肯定。
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依靠规模经济提高效率的传统生产方式面临严峻挑战，迫切需要紧密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和阶段性特征，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处理好经济发展和资本治理之间的关系，疏堵结合，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要发挥技术创新增加新型要素积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提升资本发展质量。要紧紧围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形成资本治理与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更好发挥资本在推动原始创新、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引导资本投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国家重点培育的行业领域，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走深走实，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把握好治理节奏，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文章认为，稳定市场预期和宏观经济大盘与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息息相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资本治理必须兼顾“防风险”与“稳增长”，为宏观经济跨周期调控预留较大的政策回旋空间。这要求我们把握好资本治理节奏，结合阶段性特征推进资本治理，实施“阶段性+制度性”组合式资本治理，推动实现市场预期提振效果和跨周期政策调节效果的最大化。
当前，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各方面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持续发力，资本运行表现稳中向好，提振市场信心、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具有良好基础。下一步要健全资本市场预期引导机制，增强资本治理的预见性和敏捷度，主动加强与市场沟通，强化政策发布解读和信息主动公开，优化舆情风险防控和处置机制，合理引导资本市场预期，为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环境，从而实现预期“稳”。要推动资本治理政策更好地和宏观经济政策相衔接，统筹用好产业政策等长期调整工具和市场政策等短期调控工具，通过结构性政策降低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的行业领域的成本和负担，全面提升资本治理的协调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从而实现信心“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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