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海霞指出，崛起国能否规避掉最大规模的遏制战，核心在于霸主国。霸主国认为崛起国崛起了，显然会坚决抵制。但是如果霸主国认为崛起国的崛起可能是可容纳的，是可以两者并赢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霸主国可能会试探，甚至制造一些小规模的冲突。霸主国对崛起国的性质判断，是霸主国决定对这个崛起国遏制到什么程度的关键所在，而性质判断深受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释放的信号影响。什么样的信号是更可信呢？这涉及到“沉默成本”和“观众成本”的概念，如果某些信号付出的成本比较多，那么其可信度会比较高，而行为往往会比语言有更强的说服力，因此当崛起国与霸主国的盟友之间陷入争端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最容易观察出崛起国真正的意图，崛起国的举动也是霸主国对崛起国信号判断的关键所在。
漆海霞讨论了三方情况不完全信息下的多轮博弈，表示如果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比较重视道义因素，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都做到的话，可能会使本国的实力和合法性增强。霸主国在互动中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重视信誉，一种是不重视信誉。如果崛起国比较重视信誉，那么第三国就算是与崛起国有摩擦，也能比较放心跟崛起国签订条约，接受谈判的可能性会增加。但是如果崛起国不守信用，第三国可能不会轻易选择妥协。如果崛起国比较重视“声誉”，第三国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谈判而不急于对抗，崛起国的崛起相应来说受到的阻力会比较小。相反则相互对抗的可能性会增加。
漆海霞表示，同盟本身是一个结成联盟的选择过程。各个国家在选择盟友的时候，往往会反覆斟酌，选择可靠的盟友，所以结盟这个过程中的“选择效应”，导致了结成盟友的国家大部分是比较可靠的。而在结盟之后的同盟困境里面，声誉又产生一个“调节效应”，最后得到牵连的结果。也就说是如果“选择效应”和“调节效应”同时产生的话，声誉通过“选择效应”删除掉了很多不守信用的国家，因此能结盟的国家声誉都比较强。那么同盟的国家中，声誉有三个影响渠道，第一个是影响潜在的确认者进行威慑，第二个是可能会纵容道德风险，纵容同盟，第三个就是约束，最后冲突的风险则取决于国家能否有效管控组织的盟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