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数百年以来一直处在朝贡体系（或者说“天下”体系）的运行之下。阎述良认为，这个体系既是内部的，也是外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核心是中国，周边则被视为“蛮夷”。该体系建立在儒家价值观念与礼仪文化之上，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也受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认同。在这一体系中，形成了包含贸易和商业的东亚儒家社会。而日本，则潜伏在中国已建立的中央世界之外，试图建立自己的平行世界秩序。此时的日本如同中国一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在西方政治紧张局势与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日本经济民族主义迅速崛起。经济民族主义以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为核心，将国家财富与权力最大化。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进，日本走向工业帝国主义道路，建立起“核心－半外围－外围”的现代国家制度，并取代了中国中心的“天下”体制。
阎述良表示，经济民族主义认为经济应该为国家的目标服务，要使国家的财富和权力最大化，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当时机成熟时，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特朗普支持保护主义政策下的美国与脱欧的英国分别代表了新重商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国家用来变得强大的工具，这种工具本身可以是保护主义的，也可以是自由主义的。
由此，阎述良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启示。首先，代理权很重要。他表示，代理权意味着崛起的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塑造了变革。当日本改天换地成为东亚地区新霸权时，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与中国中心体制完全不同的经济组织和地区前景。中国中心体制建立在儒家价值观之上，并以中华文明优势权与小农经济为基础。日本的帝国主义体制则建立在组织区域生产的“中心－半外围－外围”形态的现代国家体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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