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清单”之外，隐藏负担依然存在
周洪宇介绍，上世纪90年代，我国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中小学教师被计划、总结、表格挤占了太多教学时间，甚至有教师说只有1／6的时间用来投入教学”。截止到本世纪初，教师的工作负担主要来自学生的学业。
近年来，随着教师内部诉求和外部需求的变化，他们更累了。在地方，教师常常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于是有的乡镇政府将教师纳入管理体系，并安排不少与教学工作毫不相干的社会工作。一些需要“深造”的教师忙于各类培训、考核，而教师奖惩规定政绩化、数量化、非专业化、行政化的倾向更增添了这个群体的压力。
近年来，上述情况在政策层面得到了关注，但现有的教师减负政策还未获得社会全面支持和参与。截至2021年2月底，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列出“清单”，尝试为中小学教师“减负”。然而，“减负清单”之外，隐藏负担依然存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此减彼增”、减负的“度”把握不准、“减负清单”实施的监督力度不足等现象。
例如，某些省份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减去了应付教育系统外检查的负担，但针对教育系统内部的检查，情况基本没有实质性变化，使减负效果不明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增加了一线教师的日常工作内容，如填报大量学生及家长健康信息、传达上级疫情防控要求等。一些学校要求学生在入校前上传本人及同住家长的健康码、行程码，由教师逐一核对、提醒家长填报及帮助纠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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