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2月28日电/山东省政协委员盖会霞昨晚发文表示：香港疫情大爆发，形势十分严峻，香港已处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中。要控制住迅猛爆发的疫情，非常时期要有非常做法。笔者认为，香港抗疫已经成为国家抗疫的重要战场，从香港疫情近乎失控的现状来看，香港现有的指挥体系和管理架构已难以驾驭目前复杂的局面，是否可探讨建立“中央和特区抗疫联合指挥体系”，形成中央主导下的特区政府担当抗疫主体责任，建立“特区在一线，中央在后台”的工作机制，即在抗疫战略上由中央把关定向，但在战术层面上仍由特区政府落实跟进的格局。通过加强中央对香港一线抗疫工作的“靠前指导”，进而快速遏制疫情，避免风险外溢，实现香港抗疫工作更加精准到位和富有成效。
一、鉴于香港疫情继续呈井喷式爆发，特区政府已难以全面担当防疫大任，亟需中央出手在战略层面上给予综合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针对香港疫情做出重要指示，强调香港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抗疫的主体责任，这是“一国两制”的原则所决定的，我们必须坚持。但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处于快速扩散和加速上升期。根据特区政府的公布，2月26日香港的单日确诊个案再次破万，高达17063例，再有66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迄今（2月27日）累计确诊已达15.8万例，累计死亡逾300人。香港疫情之严重前所未有，且尚未达到顶峰。
疫情的急速发展和来势凌厉，已经大大超出了特区政府几方面的承受能力，包括：（一）检测能力；（二）隔离设施的数量；及（三）收治确诊者设施的负荷能力等。另外，随着感染人数的大幅攀升，又衍生出更多纷繁复杂的抗疫、民生和社会等问题。如由于香港跨境货车司机确诊人数不断升高，一度影响了对香港蔬菜和生鲜食品的供应。近日又因香港两大屠宰场多人感染必须关闭，香港几无生鲜猪肉供应，市民的生活也受到一定影响。
所有这些因疫情而产生的抗疫、民生和社会问题，都考验着特区政府的管治水平和危机管控能力。但显然，疫情的复杂和严峻程度已超出特区政府自身的应对范围。不堪重负之下，香港政府在病毒采样、医疗救治、人力资源、抗疫设备、救援物资以及生活保障等方面，都不足以自行应付。
香港抗疫作为全国抗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任由其持续恶化。危急关头由中央派员到港实际主导香港的抗疫工作，其实也顺理成章。因此在香港建立“中央和特区抗疫联合指挥体系”，对于危难中的香港将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重要之举。该体系在抗疫的宏观战略制定上可由中央负责，在具体的战术层面仍由特区政府官员落实跟进。目标是支持特区政府渡过难关，化解危机，团结香港各界打赢防疫抗疫的攻坚战。
二、特区政府成立的五个工作“专班”都需要内地的支援和统筹，而“抗疫联合指挥体系”的建立，将为中央援港抗疫指导工作提供抓手，有助于提升整体工作成效。
对于香港第五波疫情如海啸般袭来，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罕有地针对一个地区的疫情做出重要指示，之后身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就率领内地支援香港抗疫，也对应地成立了五个“工作专班”；坐镇深圳紫荆山庄的港澳办前线指挥部，已一连召开了五次协调会议。
迄今深圳各“专班”下的工作小组在组织专家赴港指导防控、建设隔离设施、保障医疗和生活物资供应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先后两批一百多人的专家和检测队伍已在香港展开工作，中央援助的八家方舱医院也在建设中，落成后将可提供35000个床位。也就是说，在一边厢的内地，援港抗疫工作正如火如荼、密锣紧鼓地展开着。
但在另一边厢的香港，面对内地积极高效的援港抗疫工作却表现出不冷不热，特别是某些医护界人士的态度甚至不够友好。香港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先是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表示香港暂时不需要内地提供医护人手援助。一周后他接受央视专访时改口，称本港公立医院现时最大问题是人手及病床不足，盼中央在医疗团队方面可援助香港。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志认为范鸿龄的建议不切实际，形容“远水不能救近火”；香港护士协会主席源志敏同样认为内地医护的专长未必切合本港需求。医管局员工阵线则明确反对建议，称两地在文化、医疗知识水准均有差异，加上内地医护不识香港情况，难保质素，若有医疗事故无从追究。
截止2月26日，第五波疫情已造成医管局辖下医院逾2000名员工染疫；但目前有约五万确诊者等待入院或隔离，除了一线医护，还需要大量人手对病症做出评估并分流至不同设施。香港的疫情已经严重至此，前线医护人手极度缺乏，面对中央伸出的援手，医护界竟然有人表示拒绝和不赞同，令人心寒。
特区政府决定在三月份进行大规模全民强检，需要在大量核酸采样人手的调配、检测能力的提升 、隔离设施的建设，以及医院收治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做好准备；届时将涉及引入数千名内地援港人员，包括专家、医护、核酸采样人员以及照顾员等，需要协调和统筹两地人员和事务的工作定会层出不穷。在此情况下，中央尤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和抓手，推进香港全民强检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并刊宪的《紧急情况规例》，将为特区政府推行中央支援的防疫抗疫措施提供法律基础，也为“抗疫联合指挥体系”的建立扫除法律上的障碍。
香港目前疫情大爆发，属于香港《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中所指的紧急及危害公众安全的情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行政会议已根据该条例，通过了订立《紧急情况规例》，以容许政府豁免某些人士或项目的相关许可、注册及申请等法定要求，以便政府能够在有需要时更灵活迅速地善用内地的支援及资源，全速开展关键的防疫抗疫项目。
也就是说，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规例》为中央政府更加有效迅速地为香港提供必要的紧急支援，包括物资、设施和人力资源等提供法律保证。无论是内地援建的隔离设施、应急医院的快速启用，还是专家、医生、护士、照顾员等在港抗疫工作的资格等，都将在法律层面得到支持与保护。而这项因应香港出现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而通过的《规例》，也为“抗疫联合指挥体系”的建立，提供更多法律支撑依据。
四、从更深层的角度看，抗疫“联合指挥体系”的建立，也将是落实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将对未来特区政府的政治架构和管治机制进行战略性改革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对于此次援港抗疫，北京既当作一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似亦作为落实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能力的一次检验。第五波疫情爆发后，特区政府一直未能有效地管控好疫情，他们以香港现有抗疫资源不足、检测能力有限、动员能力太弱等等为藉口，声称无法展开大规模的强封强检强测行动。然而，这种论调的背后，明显是“区隔”式的“一国两制”思维，甚至以为与内地协调甚至请求内地支援就是“破坏一国两制”。
香港疫情的爆发恶化，表面上看是特区政府的防疫政策存有严重漏洞而导致疫情失控，香港因此而陷入全面的社会危机中；但说到底，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殖民地官僚体制管理能力的失败，以及在抗疫中部分香港官员和医护界人士彻底暴露的鄙视所谓“集权抗疫”的心态。他们口头上说要坚持“动态清零”，但却没有任何展示清零决心的准备和举措。
最令人诟病的是，香港爆发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人手奇缺，但香港除了纪律部队之外的17万公务员不是冲锋在前，而是首先宣布缩减公共服务，实行居家办公。而受财政供养的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在此时应该有何作为，也无要求。特区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弱，其实是未能善用和发挥各党派、社会团体的作用。
事实再次证明，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弱势的特区政府及其现有的管治理念和行政架构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彻底改革。待疫情受控，应该全面改变特区政府孱弱无力的殖民地管理体制，进一步在政治架构和公务员管理体系中推行去殖民化，应该成为香港未来制度变革的必要之举。
来源：紫荆论坛，原题：“中央和特区抗疫联合指挥体系”之初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