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人员就《金城江体育馆拆迁及安置回建协议书》中没有“回建1000平方米门面给河池市体育局” 的约定与梁春球谈话时，梁春球以河池市政府出让方案中的“特别约定”有歧义为由进行辩解：“我们与开发商签订的协议书是以对政府出让方案特殊条款‘均按成本价回购’规定来签的，成本价以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为准。按当时开发商的初步测算，项目建设的成本价在2500元／㎡左右，因此2500万元只能回购10000㎡，扣除其他单位需回购的约2000㎡用房，我们体育局能回购的就是8000㎡左右，这与我们之前的规划大致相同，而且我们要求开发商装修好回建的体育用房，回购后能直接使用，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梁春球狡辩道，如果签订的协议书有问题可以重新签订，这不是工作的失误，是对政府出让方案中的特殊条款有不同理解造成的，统一认识后完全可以重新签订协议，但调离市体育局后就不知道后续是如何操作的。
其实梁春球在制定方案时就想好了自己的退路，对市政府出让方案中的“特别约定”条款的多种理解，为梁春球签订这样有损国家利益的协议书创造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绝好机会：被查，就说是理解歧义；不查，就等着利益回报。
“我与吕某是在东兰工作后认识的，那时我与他没有交往。我调到市体育局工作后，逐渐与他交往，因为他爱人是市体校的干部。后来他投资开发建设市体育局游泳池和综合楼，我与他逐渐成为了朋友。他中标原金城江体育馆改造拆迁项目后承建，我与他的接触较多，但我们是朋友关系，经济往来清白，没有接受过他送的钱财！”在被问到与吕某的经济往来时，梁春球说。
面对信誓旦旦的梁春球，调查组直接表明态度：“如果你不如实说出你与吕某在经济上的问题，你将失去主动交代的机会。”
“2013年我买车时曾向他借款10万元，大约在2014年我已将借款全部还给他了。”“2013年我在东兰认识的一个朋友韦某向我借钱，我没有，我就叫吕某帮转账5万元给韦某，后来这笔钱我还给吕某了。”“2014年吕某在开发商品房过程中资金短缺，叫我借款给他，我筹了40万元借给他，这笔钱我到现在都还没得回来，为此，现在我和他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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