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9日电／据新华社报道，“呼吸机软管和监测设备到处都是……我真的很震惊！”查赫蕾斯坦是一名助理护士，也是一名医科学生，她回忆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丹德吕德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时的疲惫不堪。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当时22岁的她没有完全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直至她第一次踏入重症监护室。“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新冠患者的病情竟会变得如此严重。”查赫蕾斯坦对新华社记者说，她第一次目睹新冠患者死亡是2020年3月。
她说，新冠病毒检测设备以及一次性防护服等基本防护装备供不应求，以至于医院被迫自己制造防护装备。2020年年底，瑞典确诊病例数激增，查赫蕾斯坦目睹了新冠患者不断涌入急诊科，“重症监护室拥挤不堪，医护人员工作压力非常大”。
许多医护人员也感染了新冠病毒。查赫蕾斯坦就是其中之一。“我在丹德吕德医院工作后不久就确诊感染了新冠。当时头很痛，还发烧和流鼻涕，失去了嗅觉。”她说。
大约一周后，查赫蕾斯坦最严重的症状消失，但嗅觉恢复花费了更长时间。很快，她又回到重症监护室继续工作。在那里，她需要每天高强度工作8小时，“我们工作量很大，很多医生不停地加班”。
2020年4月，在丹德吕德医院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约500名工作人员中，约有五分之一出现抗体。参与救治和护理新冠患者的工作人员中的抗体阳性率更高，这意味着医护人员存在更高的感染几率。
自疫情暴发以来，瑞典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抗疫政策，主要是向公众提出各种防疫建议。查赫蕾斯坦坦言，戴口罩弊大于利的说法在很多瑞典人的认知中根深蒂固，因此大多数人不愿戴口罩。
瑞典国家新冠调查委员会去年11月发布的第二份中期报告说，该国对疫情的处理“明显不及时”，初步保护措施“不足以阻止甚至大幅限制病毒传播”。此外，瑞典应对疫情的准备“不合格”，“在2020年春季第一波疫情期间，防护装备的缺乏极为严重，导致医护人员有时不得不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工作”。
瑞典公共卫生局一直积极建议民众接种疫苗。截至2月4日，在全国约1040万人口中，12岁及以上人群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比例为83.7%，18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第三剂疫苗的比例为51.3%。
然而，瑞典目前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不断攀升。瑞典公共卫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4日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8129例，累计确诊2287785例；累计死亡16180例。
作为医务工作者，查赫蕾斯坦说，她担心全球疫苗分配不平等，会导致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低。“这不仅对个人，甚至对全世界都构成风险。帮助其他国家，其实也等于帮助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