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2022年，全球经济政策或迎来由效率转向公平的转折点。
具体而言，历史上的瘟疫大爆发，往往通过消灭财富的野蛮的方式，实现了均贫富。但在海外特别是美国，新冠疫情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例如，危机之后宽松政策驱动下，美股牛市继续，而股权资产的分布极不均衡，富人阶层拥有更多权益资产。
在流动性方面，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西方主要央行将政策利率降至零后，又开启了新一轮扩表。但“不一样的危机，不一样的处方”，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从绝对量来说，西方本次扩表幅度更大。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相对而言，本轮扩表又较2008年更小。
上一次，次贷危机引发金融体系流动性枯竭，西方央行刺激政策以货币政策为主导，美联储首先通过信用宽松救助金融机构，缓解批发融资市场的流动性挤兑危机。随后，在实体经济复苏乏力的前景下启动QE（量化宽松），进行利率控制，压低实体融资成本。比起货币政策，财政刺激的力度相对较小。
本次疫情中，长期低利率背景下，货币政策空间相对有限，通过财政直接刺激实体将发挥更大作用。此外，历史经验表明，货币扩张和金融自由化易推升资产泡沫，加剧贫富分化，而财政扩张有助于社会公平，但可能助推通胀。
在此前海外财政政策力度空前背景中，叠加疫情造成的供给端约束持续，为通胀不断攀升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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