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应收账款超量超期这一信用失序问题，很大程度是因市场地位不平等而产生的，且广泛存在于各类企业之间。无论是反垄断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对此都无法顾及，但凭借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分类管理方可拨乱反正。一方面，差异化监管可厘定重点风险企业，对其展开频繁性抽查检查与随机性警示，让监管对违法失信者“无处不在”，使被监管主体存戒惧、知敬畏、守规矩；另一方面对低风险与无风险的诚信守法者“无事不扰”，让他们安心经营、放手经营，由此创造出公开执法的监管生态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信用乃企业最宝贵的财富。诚实守信的优秀企业自身携带着良好的口碑，不需任何投入便可迎来合作者的追随；相反，违规失信者即便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获得人们的青睐。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就是要达到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按照《意见》规定，虽然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只作为监管的内部参考依据，不对社会公开，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却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紧密对接，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随时知晓合作方的信用结构状况。这种便民化机制在有效降低企业搜索成本的同时，更直接强化了企业的风险甄别与规避意识，同时也唤醒了企业主动纠错与矫正意识，商业活力可在这种市场自我出清的力量下得到进一步提升。
特别强调的是，政府监管与市场主体之间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企业信用分类管理实现目标互引与利益共振。对于企业而言，对信用约束的自觉性越强，行为上越主动，监管势必就“放”得更开，“管”得更少，市场主体的自由度就更大；对于监管而言，面对一个依规而行的市场群体，也能将更多精力转移到塑造宽松营商环境上，因此提供的“服”（服务）就更周到。从这个意义而言，实施企业风险分类管理势必加速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进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