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育政策来说，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当前的生育意愿实际上已经高于生育水平，因此存在着‘未实现的怀孕’现象，所以需要服务和支持民众的生育，解决民众不想生、不敢生的困难；但是，生育政策同时仍然需要避免‘未意愿的怀孕’的问题，对避孕节育提供公共服务。因为我们需要的生育政策，不是要去鼓励生育，而是服务和支持生育。服务和支持生育的本质，是服务和满足人们对生育的意愿需求。”任远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立龙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在人口学上，很少有鼓励生育这个提法，“有个提法叫家庭友好型支持政策，不仅仅是针对生育的，主要是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原来由家庭承担的功能不能很好发挥的时候，给家庭一定的支持就成为政策的需求。”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也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从提法上更倾向于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因为希望对于个体选择生育的行为，政策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减轻他们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如果是鼓励，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导向性，隐含的目标就是期望我们的生育水平应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史毅说道。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博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生育率是内生的，并不是随便指定一个生育率就万事大吉。
“经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比较低是有内在合理性的，例如女性地位比较高，且劳动参与率很高，这样女性选择生育就会有更高的成本，可能会影响职业生涯，或者高收入群体生孩子的机会成本比较高，所以在这样的国家生育率低是有现实基础的。”王学博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