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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咖讲书：中评社北京总部现场（中评社 张爽摄） |
第二，香港实践部分内容比较多，因为“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有多个，实践的内容也很丰富。现阶段“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可以概括为“一二三”。“一”是指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之一；“二”是指两个特区政府，即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三”是指香港、澳门和内地三地民众。以后还会加上台湾，包括台湾的民众。这些都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每一方都有自己要负的责任。
我在书中专门提到了，中央政府要对“一国两制”的实践进行总体把握，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做到心中有数，必要时及时纠正。大家都知道，基本法第23条规定了特区政府就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但是回归2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完成。2003年有过一次尝试，后来撤回，此后特区政府觉得香港本地的立法条件不够成熟，所以一直处在“等待”的状态。2020年，中央政府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特区制定了香港国安法。这也可以看出，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中央政府也是一个主要的责任人或者说是实践主体。
特区政府层面，书中也专门讲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在实践“一国两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包括要实现行政主导、理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等。因为基本法条文中没有“行政主导”这四个字，所以只能说基本法的设计体现了行政主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行政与立法、行政与司法等的关系互动中，如何体现出行政主导，对于特区政府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直到现在，即便是将来立法会议员均为爱国爱港者，特区政府在实践“一国两制”中依然会面临这些问题。
香港社会层面，书中提到了回归后香港社会的变化给年轻人带来的冲击，以及一些社会事件对香港的影响。窥斑见豹，香港出现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难题，非一日形成，也难以一日解决。
两地关系层面，在“一国两制”实践的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两地关系，有时是正面的，互有所需，共同成长，有时是负面的，摩擦不断，隔空叫骂。后者最明显的是“双非”、水货客等问题。两地摩擦在2010年左右比较明显，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来北京述职时，专门向国家领导人提到“双非”问题，可见这是当时特首认为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在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之前，大湾区各城市也有合作，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可见，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两地经济的融合有一个逐渐加强的过程，两地社会领域如医疗、教育等的对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两地民众间的互相理解同样需要时间。这些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需要理顺、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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