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6日电／一台苹果手机由美国设计，使用多国的零部件，并在中国组装，最终可能被卖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那么这台手机到底算哪个国家的出口？在邢予青看来，弄清楚这个问题，能一定程度了解目前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的现状。
邢予青是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海外院长。近期，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研究报告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21:BeyondProduction（《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制造》，以下简称《报告》），邢予青是这份报告的主编和主要作者之一。
在《报告》的第二章中，作者以苹果公司生产的iPhoneX为例，介绍了目前国际贸易统计中存在的问题。苹果公司在2017年发布的iPhoneX一台最终价格为1000美元。在这1000美元当中，有305.3美元的零部件从其他国家运到了中国，由苹果公司直接支付了货款，却被计入了中国的进口。由中国国内厂商生产的其余零部件以及提供的最终组装服务费用一共是104美元。手机组装之后销往世界各地，零部件加上组装费用一共409.3美元被计入中国的出口。最终苹果公司得到1000美元的销售金额，但是这1000美元却没有出现在任何美国贸易统计数据当中。
邢予青认为，这个案例表明，目前国际贸易的货物流和收入流实际上是不匹配的。
近年来，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成为贸易争端的焦点之一。2020年，根据中国的官方数据，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总额为31279亿元，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总额为9318.7亿元。表面上看，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1960.3亿元。而在邢予青看来，这样的进出口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中美双边贸易的现状。比如，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中国2018年仅从美国进口了400万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然而事实上，仅苹果一家公司就在中国销售了520亿美元的同类产品。
“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巨大的黑洞。”邢予青说。而《报告》引入了一种新的统计国际贸易的方法，被称为“要素收入贸易”（tradeinfactorincome）。根据这种新的方法的测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下降了32%。
近日，邢予青接受了经济观察网的专访，介绍了他对全球价值链的长期研究成果。
全球价值链
“现在的贸易已经不再只是用英国的布换葡萄牙的酒了。”
经济观察报：请问您为什么会长期跟踪研究“全球价值链”这个主题？
邢予青：我从2009年开始从事全球价值链研究。我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呢？我当时看到了欧盟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2007年高科技产品出口超过了美国，超过了日本，超过了欧盟27个国家之和。我看了这个报告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今天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2007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更低，只有2700美元，属于一个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在2007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高科技出口国，我觉得这数据有点不对。
第二，当时苹果推出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就是iPhone3G，我买了一部。我在欣赏刚买来的新手机时，看到背后有一句话DesignedbyAppleinCalifor－niaAssembledinChina（由苹果公司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我可能是第一个关注到这句话的经济学家。我就特别重视AssembledinChina这句话，因为过去到现在很多产品都叫MadeinChina，但为什么它叫AssembledinChina？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可能乔布斯就是想说明这个iPhone不是中国造的，只是中国组装的。从这两个疑问出发，我开始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出口增加这么快，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出口飞速的增长。我最后就发现这些现象其实是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结果。
经济观察报：在近几年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系列中，您认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主要趋势有哪些？另外，也请您介绍下系列报告中比较重要的研究结论。
邢予青：《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的第一期是2017年开始的，策划第一期报告的是原来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海外院长王直教授，他主持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刚发布的2021年《报告》是我主持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有关全球价值链的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包括全球价值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目前已经发布的三期报告，大概揭示了下面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全球价值链经过40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成为现代贸易的主要方式；第二，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现代全球生产的一种主要的组织方式，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另外一种路经。传统上，我们有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还有出口导向的模式。那么现在全球价值链就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顺利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就能够加快它们国家的工业化。加入全球价值链也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发现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的贸易和传统贸易是不一样的，这导致现在的贸易统计体系对于评估一个国家的出口和评估双边贸易具有极大的误导，甚至是错误的。而且这不是简单的统计错误，它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传统的贸易统计（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贸易统计）实际上是基于200年前李嘉图研究的那种英国的布和葡萄牙的酒之间的交换。它是以国界为定义的贸易，英国把生产的布运到葡萄牙，葡萄牙把酒送到英国。
而全球价值链贸易不是这样。它不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比如说中国出口T恤，从日本进口车，这就叫做不同产业的贸易。还有日本出口丰田汽车到德国，德国出口宝马到日本，这叫产业内贸易，价值链贸易也不是产业内贸易。
价值链贸易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是把同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了分割，从一开始的研发到零部件制造，组装以及到零售，然后各个国家的企业来完成这一系列任务的一部分，每个国家实际上在交易每一个任务上创造的增加值。所以它实际上是沿着同一个产品上面的不同任务之间的贸易，这和传统的贸易完全不一样。这就导致我们现在的贸易统计实际上是无法解释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的贸易现象、贸易平衡以及出口对一个国家真正的贡献。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之外，您认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现状是怎样的？欠发达经济体该如何参与这一潮流？
邢予青：在我们的报告出来之前，所有全球价值链研究实际上都是研究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其实服务业的各种任务和活动也可以进行分拆，然后形成一个独立的全球价值链。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没有制造业的优势，但是它们在服务业上有优势，加入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也可以促进它们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有两个非常显着的例子，一个就是印度，大家都知道印度的软件业很发达。印度的软件出口占全世界软件外包市场的55%，是过去大概20年里印度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印度的软件业的直接就业人口是400万，间接就业人口是三倍，对整个印度经济的贡献大概相当于印度GDP的8%。
许多人在谈印度软件业的时候，主要是侧重印度的教育好，印度人讲英语。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即使印度人教育好、会讲英语，但我们没用过印度软件吧？我们用的操作系统和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大都是美国公司创造的。印度软件公司实际扮演的角色是全球软件产业价值链的低增加值服务的提供者，它们实际上从事的主要任务就是编程。美国的跨国公司决定需要创造什么的软件，它们先进行软件设计。它们设计完了以后，就交给印度工程师来写程序进行测试。在这种合作关系下，当微软的of－fice卖得越来越好，微软的windows不停地更新，甲骨文的数据库软件的客户越来越多时，这些美国公司对于写代码的印度工程师的需求就增加了，这就自然带动了印度软件业的发展。
另外一个例子是菲律宾，菲律宾在过去的十几年发展了很多客服中心，因为菲律宾人讲英语。很多从事服务的跨国公司需要客服，比如说保险公司、通信公司都需要客服。客服在欧美大概的薪水是每人平均7万美元一年，那么菲律宾人说我2万就可以干。于是菲律宾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向这些跨国公司提供客服中心，这就使得菲律宾的商务处理外包产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2016年相关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130万。
印度和菲律宾这两个服务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促进了工资增长。这两个产业的工资完全超过当地的平均工资，甚至是两倍三倍。而且，这样的服务业也存在着技术进步的空间，比如说印度工程师开始主要从事写代码的工作，现在他们能够进行更多更高级的活动，提供咨询服务，甚至参与到软件的设计中，这样服务的增加值就越来越高了。菲律宾的商务处理外包产业现在也在逐渐演化，逐渐进入医疗方面的病例处理，还有商业索赔文件处理等。
价值链的“主导者”
“它们设计和销售看得见的产品，但它们不拥有任何一家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厂。”
经济观察报：最新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强调了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您认为跨国公司的行为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
邢予青：其实所有的全球价值链都是由跨国公司组织和主导的。跨国公司实际上通过它持有的垄断技术、品牌和全球批发零售网络来组织和运作全球价值链。全球贸易增长的一个重大的推动力实际上是来自于跨国公司的运作。
尽管跨国公司积极地参与并推动了全球贸易活动，但是，传统的贸易统计无法追踪和判断跨国公司的贸易活动和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比如说，现在流行的测度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对GDP的贡献度的方法，是以中间产品的出口为主的。例如，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报告中就提出，一个产品必须跨过国境两次，才属于价值链贸易，我认为这个概念是极其狭隘的定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特斯拉在中国销售的电动车算不算全球价值链的活动呢？肯定算呀。特斯拉是美国特斯拉设计的，特斯拉的软件是它的核心技术。只是在中国进行了组装，运用了日本或中国的电池，最终在中国销售，那显然这个特斯拉产品是一个全球价值链的产品。但是按照狭隘的穿过边境两次的出口品或者出口的中间品来定义价值链活动，那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就不被算作价值链活动了。而这次我们的报告就突破了这一点。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把一个国家的企业分为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然后评估它们的价值链活动，我们就发现全球价值链对全世界GDP的贡献实际上在2016年就达到了20%。而如果仅以中间产品来核算的话，它的贡献只有10%。我们的这个测算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有进一步改进测算的空间。
经济观察报：报告中强调了“无工厂制造商”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及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您认为这种情况对于目前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有着怎样的影响？
邢予青：这可以说是我首先提出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什么是“无工厂制造商”呢？我们可以看美国在过去40年来的演变，很多人认为是去工业化，这是一种说法。如果你从企业从事的任务转换的角度来看这个演变，就会发现许多跨国公司已经演变为无工厂制造商了，已经进入了“超越制造”的阶段。它们在全世界生产和销售看得见的产品，比如苹果、耐克、高通、AMD、优衣库、ZARA、HM等等都设计和销售实体产品，但是，它们不拥有任何一家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厂。
全球价值链战略使得许多跨国公司完全实现了去工厂化，让它们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推广以及销售。如果从微笑曲线来讲的话，无工厂制造商完全是处于微笑曲线的增加值的最高端，它们已经把零部件的制造和组装完全外包给其他国家的工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
在乔布斯的回忆录中，当乔布斯刚开创自己的苹果公司的时候，他为自己能制造出非常漂亮的产品感到自豪，但2005年以后，苹果不再拥有任何制造工厂了。现在的国民收入统计账户其实是有问题的，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账户把苹果公司列为批发商。你问苹果公司它是不是批发商，苹果公司一定会说：我不是批发商，我是真正的制造商。
无工厂化是实现无形资产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模式，比如苹果公司只要把iPhone设计好，只用设计一次，这个设计可以卖1亿部甚至10亿部，当它卖得越多，单位设计成本就越低。耐克也就是培养了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一旦培养出来，未来对于维护这个品牌的投入是很低的，但是，这个品牌可以用到所有的耐克鞋上。所以它的品牌的规模效应可以说是没有极限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的股票不停地在涨的一个原因，美国标准普尔500公司市值的90%反映的是这些公司的无形资产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数字平台”是报告中提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请介绍下“数字平台”在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的作用。另外，它是否也会产生某些负面作用？
邢予青：全球价值链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比如说像丰田、苹果、特斯拉主导的价值链等，它们都是生产者并拥有核心技术；还有一种叫做采购者驱动型价值链，比如沃尔玛、Costco、宜家等主导的价值链，这些企业都属于购买商，它们通过在全球设置零售店，建立自己的价值链。
“数字平台”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价值链，而不是传统的以实体店为依托，比如说亚马逊、淘宝、京东等。这个价值链的好处就是你很容易加入。比如，你要想成为沃尔玛的供应商，沃尔玛就要审核你的产品是不是过关，有时候沃尔玛还说你这产品我已经有供应商了，所以我不需要。但是数字技术平台它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不管有没有同样的产品。
第二，它由于是数字技术平台，你上了这个平台，你的这个产品就能够迅速地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消费者，甚至跨越国界，它消除了地理距离的限制。传统上沃尔玛的店如果不开到那个地方，那么你的产品就卖不到那里，而开实体店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时间。进入了技术平台的话，几乎瞬间你就可以接触到全世界的消费者，只要他们能够点击选择你的产品。
它们的问题就是垄断，数字技术平台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第一，它是先入为主的，因为我是先来的，你后来的就很难进入；第二，由于它的技术规模效应，一旦设立以后，它的边际成本极低。这就导致它的规模收益很大，很容易成为一个垄断的平台。当你发现加入价值链的企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的时候，实际上利用平台进行销售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强了，它们几乎处于没有利润的完全竞争状态，但是，收取固定费用和销售提成的技术平台的拥有者的垄断利润，却不断在增加。
比如说苹果公司也有自己的垄断，因为苹果的产品卖得很好，那么谁都想进入这个苹果的供应链，所以苹果可以让你进和不让你进。亚马逊、京东还有淘宝也有同样的问题。最后，实际上是这些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小企业甚至个人，他们之间进行了互相竞争。由于平台垄断的产生，技术平台创造的增加值几乎都被平台拥有者给垄断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亚马逊的股票价能涨到3000多美元。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好的趋势，因为这带来垄断和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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