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加快国内需求体系建设。
扩大国内需求是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海外需求端的冲击，外贸需求的突然大幅度下降，外向型企业一时难以找到国内的替代需求。未来即使在疫情过去之后，来自欧美市场的需求可能也会持续减弱。
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系统中，国内需求是重要的一环，它将引导企业从满足外部需求转向内部循环流转，为国内企业提供创新动力和强大的利润保障能力。有了需求端的拉动，就可以把生产、流通和消费循环链条中更多的价值增值部分留在国内市场。从经济增长的效果来看，这比过去“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更能放大乘数效应。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达到4亿多人，购买力全球瞩目。有效满足国内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升级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这方面主要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收入差距问题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的生活成本影响了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国内经济循环缺乏足够的动力，需要通过相应的改革和政策来解决。
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参与国际循环。未来，一些发达国家在最终产品上的消费拉动作用可能会减弱，中国国内的需求提升也会对国际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发展内需市场和实现消费升级，有助于中国增加对国际高档消费品和先进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有助于减少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和减缓国际贸易的紧张关系。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双循环”框架中重视国内需求体系的建设，有利于为世界创造新的出口目的地，由此营造一个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进一步来看，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循环体系，把中国国内需求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开放给全球，将会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如何参与国际大循环
文章指出，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方面，中国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眼光看待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思潮，不被短期逆流所干扰，秉持扩大开放的态度，倡导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经济循环都是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金和管理优势，向发展中国家派发订单；发展中国家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进行加工生产，再把所生产的消费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这种国际循环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提升了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总体福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深度参与了这个循环体系并从中获益。而且，中国仍需继续参与这个国际经济循环体系，多角度地参与国际循环。
但这个循环体系正在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和比较优势都在下降，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领导力和治理能力也都在弱化。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资源交易系统，有利于增进经济效率。但是，全球化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所增加福利的合理分配。因此，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全球化形成了各国相互依赖的复杂系统，没有全球治理的全球化是脆弱甚至是危险的。近些年来，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问题凸显，亟待改革与完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多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不断壮大，但却在全球治理中缺少话语权，在这个循环体系中也处于从属和不利地位。世界需要尽快形成多极合作的治理体系，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另一方面要建立新的机构和注入新的活力。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应该是重要内容。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第二，通过“一带一路”推进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既可以将过去受到忽视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进来，也以开放的平台接纳发达国家的参与，更加具有包容性。尽管单个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在经济水平、消费能力、科技实力等方面还不是很强，但整体的能力是巨大的，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新渠道。
以“一带一路”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循环体系，并不排斥原有的循环，而是对原有体系的补充，进而完善全球的经济循环体系。通过这些互补的循环体系，中国可以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将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
以往的全球经济循环注重的是金融投资和技术转让，较少涉足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发展的成果大多局限在较小的范围。“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可以使更多的价值增值驻留在本土，从而可以更好地带动就业以及经济福利的提升。“一带一路”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提供了新的机遇。发展中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赋能，促进投资和贸易，最终促进减贫和社会进步。可以说，“一带一路”具有较高的包容性，为国际经济循环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动力。
总之，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中国用可掌控的国内循环来稳定国内经济和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既能促进中国自身发展，也能为世界发展作出独特的中国贡献，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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