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保护生产力之所以被提升到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的高度，就是因为：
其一，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特别是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给我国现代化发展带来了诸多外部风险。一旦对这些风险发生误判、应对失误，就会导致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其二，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需要我们运用足够的智慧解决现代化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其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要求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工作部署。这个“统筹”主要表现在：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使国内大市场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推进现代化的各种风险，筑牢经济发展安全线，从而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自主可控的保障。第三，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可以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坚实基础。第四，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维护金融安全，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第五，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提高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资源生态安全保障。
以上分析表明，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创新性发展，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更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指导。
研究主线的新时代转化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关系，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研究主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确定改革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关系，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严重束缚，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就成为时代的主题，发展作为改革的目的被放在改革的体系框架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不再成为主要问题，发展生产力上升为时代的新主题，因而“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并列放在发展动力的位置上。这意味着改革被纳入到了发展的框架之中，把发展放在了总揽全局的位置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生产力也要随之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因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也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从以往的“以发展为主题”转化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也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键范畴。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就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因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相对滞后造成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特别是依靠技术创新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等新供给，实现更高水平上的供求动态平衡，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城乡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造成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依靠协调发展，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人民对生态文明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供给不足造成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依靠绿色发展，推进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对外开放层次不高和不全面造成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依靠开放发展，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造成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依靠共享发展，推进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因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会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实现条件，加快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奠定现代化的技术保障基础；会为欠发达地区和广大乡村发挥自身优势融入国内大循环提供良好的市场实现条件，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确保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确保实现乡村振兴；会为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产业化提供良好的市场实现条件，加快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进程，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会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实现条件，加快开放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为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创造公平的市场机会，加快共享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总之，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了通过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性解决方案，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这既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新的原则遵循，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和道路，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推进，无疑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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