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的流动速度放慢。在这个时候，更应关注社会性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
如果按收入将居民分为五组，从宏观上看，要求每组的收入都不断提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上看，每个家庭的收入也要不断增加，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今后要避免出现零和博弈的现象，就意味着不能造成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家庭的情况。从中观上看，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入更高的收入组。收入组别的跨越是社会流动的内涵，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主要应该关注脱贫后的农村人口收入提高、进城农民工市民化、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等三个重要方面。
三是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是供给侧因素，是潜在增长能力。随着人口增长变化，需求侧的制约效应将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通过创新驱动保持增长动力，也要学会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平均来看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从占GDP比重26%一跃而提高到37%。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提高到2.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应该遵循一般规律，建立起自身的福利体系。当然，我们也要遵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并且要有中国特色，从具体国情出发。
因此，在从今以后15年的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既要关注供给侧因素，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关注需求侧因素，特别是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统领，保障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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