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价值链分工促日资企业加大对华投资
在分析中日经济关系时不可忽视的是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形成的价值链分工。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超越了以往被称为“雁型发展模式”的产业间合作方式，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进入了产业内特别是产品内部分工的发展阶段。国际企业依据东亚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细分生产工艺并将其配置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东亚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其国际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从而实现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更为深入地实现了区域内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在这一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模式下，日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除了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之外，在企业数量等方面呈现了稳定上升的趋势。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海外投资企业主要分布在亚洲，中国和东盟是日本企业的两个主要投资国家和地区。海外日资企业的生产在日本总产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有关统计，2016年世界范围内的日资企业（包括日本国内企业）的生产额约四分之一是由海外日资企业完成的。拥有海外当地法人的企业集团其全部生产额的四成在海外生产。从行业角度看，海外生产比率最高的行业集中在运输机械、通用机械、信息通信等领域。日本企业通过在亚洲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和生产阶段的区域内配置，对东亚区域的价值链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在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提升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合作模式：日本企业在当地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比例不断上升，产品在当地市场的销售比例也稳步提高。由于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在华日资企业的经营重点已经不再是以中国作为生产据点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最终品，其销售的重点已经转为中国本地销售。
日本政府应积极推进中日合作
新冠疫情的暴发加速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这种大变局尤其聚焦在亚太地区。究竟是通过加强合作应对正在发生巨变的国际结构，构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的国际秩序，还是沿袭旧的冷战思维，试图促成世界的分裂，形成新的冷战格局？这是摆在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美国盟友面前的重大选择。在新冠疫情发生的初期，日本政府出台的社会经济对策就包括了发放政府补贴，支持日资企业从中国撤回日本或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以降低生产过于集中在中国存在的风险。但是日本政府的政策一是力度较小，二是在华日资企业大都有稳定的经营和良好业绩，所以基本上没有发生效果。这类政策的经济意义并不显着，其原因在于重大的经营决策是企业依据市场情况做出的，政府的政策未必能够正确反映市场信息，或者政策更多地含有政治意义。
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价值链分工存在的一些弊端。后疫情时代也会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是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企业在市场的引导下构建的，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只要不发生激烈的国际经济秩序动荡，局部的政治行为是难以撼动这一分工体系的。相反，去年东亚15个国家刚刚签署RCEP，协定的生效将极大地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
加强合作努力形成合作的国际治理结构，是各国应该努力的大方向。日本政府近期的政策有些偏离了上述的大方向。美国拜登政府基本上继承了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路线，并且大力与盟国合作试图全方位地围堵中国，迫使中国退出国际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日本政治家似乎嗅到了机会，试图从美中对抗中谋求更多的利益。日本政府不仅在政治安全领域加紧靠拢美国，对华动作频繁，甚至在经济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围堵中国。当今中日经济进入战略竞争的阶段，日本追求已经过时的“政经分离”路线，一方面在对华经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紧跟美国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这是非常投机和危险的，也是不能持续和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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