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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时期，在全球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世界经济前景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强的大背景下，尤其需要稳住中国外贸外资基本盘。 |
中评社北京6月4日电／外贸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需要外贸充分发挥畅通要素流动的载体作用、促进创新发展的带动作用、联通内外循环的桥梁作用。在此背景下，清醒认识“十四五”时期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深刻研判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态势新趋势，探明风险挑战的主要来源和深层次动因，积极探索推动外贸更好发展的新路径新举措，对稳住中国外贸外资基本盘、实现贸易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强
经济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瑾文章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尚未从危机中完全复苏，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又令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下降42%；FDI降幅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同比下降了69%；外资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降幅较小，同比下降12%。
目前，发达国家仍是全球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主体，但国际组织对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三大预测指标均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国家的冲击超过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冲击，这表明国际市场将大幅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虽然世界经济在2021年的复苏势头更强，但因复苏路径的分化，不同经济体之间、同一经济体内部的复苏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危机可能对经济产生持久冲击，多重潜在的风险并存，全球经济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外贸一直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四五”时期，在全球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世界经济前景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强的大背景下，尤其需要更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与挑战，稳住中国外贸外资基本盘。
对此，一方面，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特别是要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另一方面，要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数字技术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
文章表示，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引发了国际贸易规模、内容、结构、速度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未来，国际贸易的交易主体将由最终产品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发展到数字贸易，这一重大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是全球贸易大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202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4.56万亿元。在数字经济浪潮中，我们能否把握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大势，进而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关键在于能否用好数字技术、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需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有所突破，不断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
实现数字化转型，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是制定旨在提升技术、推动生产和服务数字化发展的相关战略与规划，发挥规划对企业投资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打造新型数字化供应链体系，建立进出口和数字化转型综合性服务平台；二是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建设，提升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三是加快制定数字领域的政策和法规，切实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数字化风险防范机制，在数据市场开放的进程中确保国家利益、企业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数据安全。
国际经贸规则正在重构
文章指出，当前，全球贸易规则正处于重大调整中，WTO改革、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国际货物贸易规则细化、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完善等不断推进。正是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中，全球贸易的“新版图”逐步清晰。
目前，国际新一轮开放已经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内开放”转移，即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边境措施开放，向边境内的体制、规制、标准和政策转移，比如，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竞争中性政策等。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快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任务较为紧迫。
如何更好顺应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变化？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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