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全球秩序和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多重“失序”危机催生新制度、新规则。从全球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后者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接近40%，在联合国等各类国际机制中参与度、话语权得到显着提升。随着G20、“金砖+”、东盟、非盟、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新型多边合作机制的兴起，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内涵、动力、功能和影响得到更新和增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使得一大批欠发展的内陆国家发生“陆海联通”、“陆海统筹”的转向，正在改变世界海权结构和经济地理逻辑，“海权至胜”的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⑫在这些显着变化背后存在的是两大秩序变迁趋势：一是全球发展出现“自西向东”的权势位移。202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人民币（按汇率现价折算约为15万亿美元）大关，分别为美国和世界经济总量的70%和16%以上。受中国持续增长的带动，亚太地区技术创新、产能、人口结构、社会稳定、消费市场等多重潜力得到不断释放，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3。⑬二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滞后和失效，各类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安全危机直接冲击和削弱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信心和能力。生态和气候灾害、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移民难民等全球性治理难题，不仅超出任何国家独自承受和处理的限度，也激发各国抢占国际体系和规则改革先机的意识和行动。⑭在国际治理体系创新进程中，中国和欧盟在其中均扮演着重要责任方、参与者，同时也是竞争主体、合作伙伴等多重角色。二者对于建立更加均衡、平等、包容的国际新秩序的要求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深层分歧。欧洲既对美国“唯我独尊”、在重大利益上侵害欧洲、继续凌驾和控制欧洲十分不满，希望扩大自身的战略空间和独立地位，利用多边主义框架抵消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欧洲人又对世界发展“东升西降”和中国全面兴盛的态势心有不甘，力图以规则为武器加以限制和延缓，维护其主导性地位。欧洲的两面性、摇摆性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其实力地位和时空条件持续演变至今，同时具有战后国际秩序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双重角色”。当美国将战略竞争的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之后，欧洲的“受损”感和不安全感大为增加。另一方面，欧洲毕竟属于全球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经过数次扩张和增容，欧盟已是市场、法律、对外行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际大玩家。无论是基于现实，还是着眼未来，欧洲都不会放弃由近（周边）至远（亚非拉地区）影响和改造世界的野心，特别是不会轻易放弃其既有的国际制度红利和对未来秩序的规制权。总体而言，中欧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战略力量，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引导和塑造的权重虽有增加，但相较于霸权国家而言仍有不同，因而只有继续依赖协同、合作的路径，二者才能更好地维护各自的发展利益、安全权益，尽到应有的国际责任。
再次，延续和平发展大趋势是国际社会普遍诉求，也是中国和欧盟最大的利益公约数。世界历史表明，在秩序变革与转换关键时期最容易发生系统性危机乃至大规模战争。当前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大国关系进入关键转型时期，在失衡一再加剧的情况下存在较高的失控风险。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智能化产业的兴起无疑会加快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去中心化”趋势，信息革命和大众政治持续延伸也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机制向“扁平化”方向转变，这些大变化不仅意味发展、安全进程的参与者、行为体更广泛，而且导致垂直分布的国际权力结构加速解体，“去霸权”“去西方中心”成为时代性特征。亚投行、CPTPP等一批新型区域开放框架都在没有美国参与情况下确立起来，巴黎气变协定所代表的多边制度规范对霸权制约、反塑造效应也更加显着。在此背景下，中国和欧洲的国际战略空间不是压缩了，而是可以获取更多的战略自主机遇，双方可以通过调适各自立场和协同行动，增加对全球事务的共同影响，达到“1+1大于2”的成效。在全球发展和安全的十字路口，中国、欧洲两家不犯糊涂，搞团结不搞分裂，对世界保持和平与发展的走势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这也应该成为强化中欧战略共识的根本前提。
三、欧美矛盾与中欧关系
欧美之间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经济社会联系，居于中心的是双方共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美欧结成以G7、北约等机制化安排为标志的紧密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美国在经济、安全以及在社会层面对欧保持控制权和影响力。苏联解体后，以欧美关系为核心的西方世界持续主导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其政策一致性和对外扩张性达到高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退潮同时发生，西方大国之间利益结构持续调整，导致欧美竞争加剧，矛盾增多。即便是白宫易主，拜登政府力图联欧制华、压俄，但欧美关系也如同中美关系一样无法回到过去，欧洲在追随美国的问题上必然是有选择性的，步调不一致的。
国际政治说到底不是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决定的。影响未来欧美对华政策一致性的基本因素有三：第一，欧美关系难以得到全面恢复，涉及近年来双方围绕贸易政策、碳关税和数字税、欧元地位、防务费用分摊、气候变化、产业竞争、世贸组织改革以及履行伊（朗）核协议、“北溪二号”天然气合作项目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的分歧，也涉及到美国疫情与对欧疫苗合作、内政危机、债务高企及美元信用体系潜在风险对欧洲“美国观”带来的深刻冲击。我们通常对中美、中欧之间战略互信水平十分在意，而忽视欧美之间战略互信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动。经过特朗普时期的“全面试错”，欧洲人既看到“美国优先”是霸权落体运动状态下必然逻辑及其危害性本质，也看到中国在美国全面打压下屹立未倒的基本事实。尽管拜登调整了对欧工作的调门和手法，有远见有理性的欧洲政治家仍会认识到美国联欧的本质仍然是维持其自身利益，中美对抗甚至陷入“新冷战”必然带来对欧发展的严重损害。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在对华政策上“我们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各自的利益”，这不仅是经济利益问题，更关乎欧洲主权。
第二，欧盟确定的“战略自主”对外关系总方针，在本质上就是和美国“闹独立”。不在中、美之间完全“选边站队”，既符合欧盟维护自身“独立、统一”的基本价值，也有利于扭转它在中美之间相对弱势和被动地位。一是“战略自主”要求改变美欧之间的“主仆关系”。没有了这种不平等关系，美国的“单极”霸权将更快衰落。美欧之间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长期的，但近年来更加突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北约已经‘脑死亡’”，主张建立欧盟独立的防务力量，体现出欧方强烈的自主意识；二是欧洲联合就是“折衷主义”产物，这一机会主义历史传统延续至今。在处理中美战略竞争的问题上，欧盟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探索“第三条道路”，在中美之间充当调解者。长期而言，这种既避免与大国直接冲突，又可以在二者博弈中搭便车、捞好处的选项最为符合欧洲利益。具体观察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可以发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倾向于用好其历史人脉和地理位势，在中美之间发挥沟通桥梁的角色，匈牙利藉打“两手牌”以抗衡法德的支配，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则采取待价而沽、伺机寻租的灵活立场。德、法等大国非常看重对华经济合作关系，不会为追随美国而牺牲其重大实利。因此，欧盟寻求“战略自主”与美国联欧制华诉求之间存在的长期张力，将远大于中国给欧洲带来的压力。欧洲的机会主义策略也必然导致欧美在对华行动上难以同步，令“华盛顿越发失去耐心”。
第三，欧美关系幷非是“单行道”，欧方立场也对美国有着一定程度的“反向塑造作用”。尽管特朗普挥舞大棒压欧反华，但布鲁塞尔每每与华盛顿拉开距离。拜登的对华政策基调明显受到欧盟对华战略定位的影响，美国改在“对抗、对话、合作”三个维度同中国打交道。在近日出席西方7国外长会晤前，国务卿布林肯对欧洲媒体作出美国不寻求对华“新冷战”，不迫使盟国“选边站队”等表态，被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修复与盟国关系作出的妥协”，美国在遏制中国的总体目标下必须照顾欧盟的切身利益，若一味施压只能适得其反。随着中欧务实合作溢出效应的扩大，受惠方更多，制约欧盟完全倒向美国的因素也会增加。4月19日，欧盟原计划通过一项涉港问题的对华政策声明，但在最后时刻由于匈牙利反对而未能获得一致通过。匈牙利的立场则是受中匈在“一带一路”和“17+1”框架下务实合作，特别是在2020年双方共同抗疫结下深厚情谊的影响。
四、结语
一个世纪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派遣10万多劳工协助协约国参战而跻身战胜国之列，却未能改变“被外人轻视、践踏”的命运。《凡尔赛条约》竟然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划归日本，这一事件不仅直接引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也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100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不懈奋斗，终于走出一条在先进政党领导下掌握自己命运、符合自身特点的民族发展道路，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兴盛必然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与政治多极化的历史性变迁，同时也自然会引发西方强国的高度警觉幷转向对抗性竞争。如同体育比赛，原本一群高手或不在意弱者参与。一旦弱者屡屡创造“黑马”效应，就会引起高手的焦虑。他们或者联手指责“黑马”犯规，或者要求修改规则。然而，经济全球化所既成的各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终究不允许“取消赛事”，这是由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底层逻辑——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也是从宏观上把握中欧关系、中美关系、美欧关系等一切关系时好时坏，波谲云诡，最终回归理性的基本依据。
中欧关系当然不是完全的经济利益关系，意识形态差异和制度竞争始终存在，这一因素与欧盟内外关系结构的超级复杂性混合起来，会不时造成新的关系障碍和不快的观感。不过，无论压力多大，只要我们从战略上确立经略中欧关系的主导思想，就可以扛过风雨，迎接彩虹：
——藉助外部压力推动自身改革和凝聚内部团结共识。毕竟我们是依循“改变自己才能影响世界”这条路径走到今天的。对于来自欧盟乃至西方的挑战、压力，我们必须保持开放心态，专心致志地超差距、补短板，在后疫情时代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用更大的实力和更好的优势回应外部挑战。
——冷静回应来自欧美的舆论压力。要细分对象和语义、事态轻重缓急、影响远近之间的差别，不必盲目出击，避免掉入主谋者预设的陷阱。如同众多体育运动的基本要领是“重心下沉”一样，即便是高个子、大块头的运动员，只要有意识地放低身段，就能保持良好的机动、爆发能力。
——适时调整中欧关系定位。作为新兴大国，我们既要不忘历史，也不可背着历史记忆的包袱放不下来。对于欧、美，看清二者之间差别和竞争的一面可能比看到其同质性更重要。美国在主观上仍想逞霸道，但早已失去对世界的控制，更无法随心所欲地支配和影响中欧关系、美欧关系。正因如此，中欧关系对中美关系的从属性地位应该适时得到调整，以利于我们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处于更为主动有利的地位。
注释：
①周弘、吴白乙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②谢飞：《欧盟艰难达成“复苏基金”协议》。《中国经济网》2020年7月2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959877917693527&wfr=spider&for=pc；刘明礼：《“复苏基金”给欧洲带来曙光？》。原载《环球》2020年第26期，转自《新华网》2020年12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20-12/30/c_139607221.htm
③周弘、吴白乙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第49-50页。
④孔田平：《新欧洲与老欧洲裂痕再现》，《世界知识》2015年第22期。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16/00/27494174_513556042.shtml
⑤丁纯、强皓凡：《中欧产业差距变化及其经济成因剖析——基于国际产业竞争视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59-160页。
⑥吴白乙、霍玉珍、刘作奎主编：《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进展与评估报告（2012—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页。
⑦齐慧：《中欧班列何以逆势增长？》，《经济日报》2020年12月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373502078729967&wfr=spider&for=pc
⑧刘作奎：《大变局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74-76页。
⑨吴白乙、张一飞：《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第89-90页。
⑩闫德利：《欧盟数字税的征收理由、基本逻辑和真实动机》。《腾讯网》2021年1月8日。https://new.qq.com/rain/a/20210108A0CRFT00；《中欧数字领域高层对话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9月11日，第3版。
⑪杨成玉：《欧盟加紧培育绿色“潜在竞争优势”》。《环球》2021年第6期，第40-41页。
⑫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116-117页。
⑬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World Economic Outlook--Managing Divergent Recoveries, April 2021.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D@WEO/OEMDC/ADVEC/WEOWORLD
⑭卢静：《“逆全球化”凸显全球治理赤字》。《人民论坛》2018年7月20日。http://www.rmlt.com.cn/2018/0720/523642.shtml?bsh_bid=2577183408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6月号，总第28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