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题发言与互动环节，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指出，中美之间大竞争的态势已然形成。这与两国国力对比、中国的追赶、与美国各个领域力量差距逐渐缩小息息相关。除此之外，美国对华政策还将长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严重制约，如特朗普执政四年留下的政治遗产、美国国内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成为主流，以及美国的选举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尽管战略竞争的大格局很难改变，但是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尚未破灭。应对美国拉帮结伙试图打压中国的举措，中国应当树立信心。在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王勇指出，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合作，寻求中美之间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的共通之处，减少分歧和冲突，寻求外交主动性。最后，王勇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意识到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性质的不同，拜登更擅长盟国外交和意识形态外交；二是外交工作在拜登时期的关键性更为凸显；三是社交媒体和网友的作用同样重要。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达巍认同拜登百日执政延续2／3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研判，同时指出，目前判断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或为时太早，纵观历史，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后期政策和其任期一百天的政策都有较大的差异。他提醒道，政策与政策也有质的差别，如果对华整体战略中有1／3是核心，另外2／3为辅助，尽管变的是1／3，但变化也是巨大的。达巍认为，中美关系还处在去年严重恶化之后的平台期，双方关系没有进一步恶化，总体来看，略有改善，双方均做了一些谨慎而有效的探索。美国的竞争战略立足于国内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而非立足于中国。达巍对美国当前对华战略的整体判断是，中美存在竞争，但对于战略竞争的定义依然需要谨慎，拜登政府正在逐渐形成一种“长期竞争”战略，而非战略竞争。长期竞争战略是中美长期共存条件下的竞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指出，判断拜登政府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要在方法论上克服单一的中国视角。摆在拜登面前的诸多议题还存在选择、先后的问题，所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更多要从美国的角度考虑。从拜登百日执政，可以看出他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上的战略目标是要重新领导世界，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大掣肘之处在于当前美国国内并没有实现完全的战略共识。所以，他可能会把优先事项放在国内，同时防止盟友离心离德。赵可金认为，拜登全球战略框架并非传统的多边框架，他将其概括为“多利益攸关方”框架。与中国相关的战略中，民主国家联盟、国际供应链联盟和印太战略是较为明确的。中美的竞争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看待中美关系要确立辩证思维，坚持多变主义的战略思想，但多变主义也不是原来的多变主义，赵可金援引了“真正多变主义”这一概念，并指出真正的多边主义通俗而言就是找朋友、是英雄不问出身，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中美关系，而是新中间地带，争取中间地带的朋友是真正的多变主义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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