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总结“一国两制”兼顾两方面的内涵——博爱：权利的绝对保障；仁爱：物质性的施予与尊卑角色的授予。石之瑜进一步指出，爱国者的“爱”存在完全相反的两种理解：对博爱哲学家是停止“一国两制”，对仁爱哲学家是修复“一国两制”。
与会的香港学者容应萸和日本学者Mariko TANIGAKI认为，可以进一步从“信”的角度挖掘文化背后的具体内涵，对于港府与香港社会之间的“角色”转换同样值得研究。
中评社记者在问答环节中问，“爱国者治港”是否是在实践理性和君子从权的特点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应和回归？石之瑜回应指出，“爱国者治港”对爱国者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为必须要掌握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以礼品为喻，认为爱国者必须要对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开展调查，从而安排不同的礼品，这才是仁爱，即透过爱自己的对象，他才能够真正完成爱国的任务。
讲座的最后，石之瑜抛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两种爱是不是真的能够共存？他指出，现阶段还难以对该问题做出清晰的判断，但关键是要在五花八门的立场中反省背后的思想史的原因。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总结指出，香港问题还处在转型过程中，“爱国者治港”如何从理念变成现实，让大家都能接受，对此，石之瑜教授聚焦于“博爱”和“仁爱”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很好的钥匙和一种全新的角度。我们能做的是要认真刻苦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实实在在地梳理问题背景，最终达到把现实的困惑转变为广泛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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