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评社要成为沉默舆论的关注者
新闻学者徐翔关于沉默舆论概念的阐述，非常值得中评社研究与掌握。徐翔认为，舆论通常具有公众传播性和公开表征性，必须经过公开的社会讨论传达和公众性的传播，在社会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生发激荡。然而，舆论也具有“沉默”的形态，可以在非显见的隐性意义场中得以生长和传播。沉默舆论，不仅指的是显在舆论的潜在形态或弱化形态，而是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即虽然以沉默的方式存在和传播，但是蕴含着重大传播能量和重要社会作用力。从核心界定来说，沉默舆论是表面上不被公开性、公共性地明确表达或传播，但却在社会公共领域和公众中具有传播效果和作用的表征内容。沉默舆论并不只是基于其不被公开表达、议论或不被明确地言语表征，而是基于这种从潜在性与沉默性而通向公共性与效果性的张力结构。尽管它不具有通常所见的热门议程、公共话题的显性舆论形态，不具有在各种大众媒介载体和“议程”中的公开表达和传达形态，但是依然在沉默的话语机制中进行社会传播，并对公众和社会意见具有较强的传播效力和影响作用。①
中评社在实践中发现，沉默舆论在两岸及港澳舆论场中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去发掘，根本觉察不到沉默舆论对公众社会存在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沉默舆论既然是沉默，就不会活跃在网络上、自媒体上，那么沉默舆论的作用机制到底有什么特殊性？徐翔指出：其一，沉默舆论生成对社会意见和社会情绪的隐性的作用与改变。大规模的民意生成滋长并不一定在显赫的舆论声势中完成，而是具有潜在的扩散和隐性改变。舆论的不可见并不意味着它在传播力度和传播效果上的缺失。其二，沉默舆论形成对社会舆论和社会行动的爆发转换。舆论并非一直处于高亢状态，而是有其起伏转换的过程。沉默舆论并不需要发展滋长为显舆论才能起到功效，但它本身也有着把舆论内在的沉默力加以转换和释放爆发的机制。其三，沉默舆论构成与显舆论共同作用的有机传播生态。沉默舆论可以表现为显舆论背后的延伸乃至基础，成为对显舆论进行调控中必须面对的必要构成。②
两岸关系是在起起伏伏中前进的，从两岸敌对时期到两岸和平发展时期，又回到两岸对抗时期，台湾的主导舆论肯定也会随之变化，彰显的舆论地位会被替代。比如马英九执政时代，推动两岸交流是彰显舆论。2016年蔡英文、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关系大倒退，推动两岸交流的彰显舆论突然就不见了，是消失殆尽了吗？当然不是，因为政党政治压住了这样的民意，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压制了这样的声音。于是乎，推动两岸交流的舆论就转变为沉默舆论。
中评社坚持寻找和采集继续推动两岸交流的舆论观点，就是因为清楚地认识到，舆论有其起伏转换的过程。今天的沉默舆论，就是明天的改变社会的彰显舆论。和平统一在台湾的政治压制中，难于成为彰显舆论，但是与之相伴相生的和平发展舆论，终究不会沉默的。
六、中评社独具的舆论代表概念
在新闻传播学中，有舆论领袖与意见领袖的概念，虽然各方对其中意涵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观念是我们需要学习瞭解并运用的。不过，中评社经过实践，发现用舆论代表的概念，更加有用，更能弥补不足。
1，舆论领袖、意见领袖概念的异同。
舆论领袖是指能够非正式地影响别人的态度或者一定程度上改变别人行为的个人。公众舆论的大规模形成，需要精英人物的引导，将局部舆论演化为社会舆论。这类精英人物就是舆论领袖。舆论领袖是社会舆论的高层主体，处于第三级地位。舆论领袖发表意见不仅引导舆论，更重要的是生产意见，提出系统性、指导性的观点，对社会问题作出高于大众认识的阐述，因而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至于意见领袖，有人将之完全等同于舆论领袖，但也有人认为有区别：意见领袖一般非常符合大众的心理与利益诉求，他们往往就被自然地推选成为了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往往与主流意见不相符。也就是说，舆论领袖代表主流舆论，意见领袖代表非主流舆论。这样区分也不无道理。
在两岸关系新闻舆论及意见的采集中，中评社历来重视对舆论领袖及意见领袖的观点访问。比如，在吴伯雄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及国民党执政期间，他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至为重要的台湾方面的舆论领袖，也是中评社最为密集求教的舆论领袖。
2，中评社舆论代表的特征。
至于中评社独有的舆论代表概念，包含几层意思：一是主流舆论的代表者，不见得一定要具有改变别人的行为的实力，但是必定可以让人知道何为主流舆论。二是主流舆论的解读者，这与舆论领袖及意见领袖的带头者身份地位是不相同的。三是主流舆论的助力者，这与舆论领袖及意见领袖的必须带领舆论或意见前行的引导者作用有所不同。因此，大量的专家学者、社团负责人、社会知名人士都纳入了我们的舆论代表范畴，中评社的舆论说服力就更加强，扩大了舆论力量。
3，中评社舆论代表的作用。
说实在的，一个舆论代表的影响力可能比不上一个舆论领袖的，但是一群舆论代表的作用，在很多方面绝不亚于、或者会超出一个舆论领袖的作用。中评社舆论代表的突出作用有：其一，影响普遍的人，就是能够引起广大受众的关注。其二，影响特殊的人，对政府、政党政策和知识精英阶层也必有一定影响。其三，影响不同的人，可以跨越制度障碍，与对方平等对谈。两岸及港澳之间，在很多方面没有社会共识，要引导舆论共识就难上加难，舆论领袖及意见领袖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很难发挥。但是，一旦两岸及港澳的舆论代表都在中评社这个平台上、就受众关注的问题进行平等对谈，其有关影响力、说服力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鉴于新闻很容易成为一种“主观真实”，而它与“客观真实”之间有着很大的出入。所以李普曼建议通过组建一个独立的情报组织，依靠专家来搜集消息，这种独立的组织机构不受政府审查制度的困扰，将搜集信息和控制政策这两者分开，专家只是执行收集情报的工作，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信息的客观真实。并且这些专家都是各行业的精英，对于自己的领域非常熟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记者行业知识储备不足这一难题。李普曼认为这种独立的情报机构，能够客观地还原事实，有助于公众形成正确的舆论，因此也能构建理想的民主社会。李普曼强调在收集信息时客观中立、不受个人偏见的影响的做法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前身。李普曼用精英拯救舆论的想法不切实际，对大众持轻蔑的态度，认为无知的大众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舆论，这是李普曼理论的硬伤。李普曼笔下的专家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
中评社的舆论代表绝非李普曼式的专家，而是能够代表主流社会的民心民意，也能唤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甚至认同的专家，他们来自大众，服务大众，引领大众。
注释：
①《“沉默舆论”的传播机理及功能研究》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作者：徐翔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②同上。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4月号，总第28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