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多边合作的层级与多边合作的目标
韩国的核心利益在于半岛问题。自2017年3月美在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后，中国政府对韩施压，中韩龃龉至今余音绕梁。此外，新西兰在经贸往来上，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上，需要与中国深入合作，中国是新最大交易伙伴，经济纽带稀释了政治分歧，与其与大国为敌不如寻求政治包容、政治对话。
越南作为特殊角色，在七国机制中起到侧应作用。由于越南在东南亚占据重要战略意义，四边同盟国家力图扩大角色参与，吸收东南亚国家补充四边同盟提升域内话语权，从而掩饰四边同盟制约中国权力、削弱中国话语权的真实目的，掩饰其仅属于域外国家的事实，冠冕堂皇地将触角伸向域内。但越领导人亦无动力紧随美日印澳，除非中国在南海的动作触动其核心利益。同时，越南“三不”防务政策即“不结盟、不接受外国驻军、不针对第三国采取共同行动”，也极大限制其参与反华同盟的动力。当然，越近期公开的防务白皮书暗示，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有可能修改政策，立场反转的空间尚存。
对于七国会晤机制，未来的走势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七国会晤机制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颇为成功，将取代四边同盟机制，并使后者退回到危机干预的治理机制层面，不再聚焦于反制中国。第二种可能，七国会晤机制随疫情共同消失于历史舞台，四边同盟在既有的会晤机制上继续完善自身，应对中国。第三种可能是四边同盟和七国机制长期并存，相互巩固完善，共同聚焦中国话题。当前，可以确定的是，七国机制使四边同盟大打折扣，且在反华战略上相互掣肘。
3.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与维护国家安全
（1）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彼得·詹宁斯在讨论新冠疫情的时候，认为打赢抗疫战争更重要的是维护国防与国家安全。域内外反华势力将疫情的发展态势作为主要抓手，中国应视情况地加大抗疫援助，在输出中国物资的同时输出中国经验，稳住周边基本盘。
（2）七国会晤机制始于疫情，终于反华的“印太战略”，疫情祇是促成“乌合之众”的噱头，七国机制旨在压制中国话语权，其软肋在于彼此间经济纽带的薄弱，即便核心四国在维系经济运营的供应链中对中国制造都难以或缺，周边的新、韩、越三国作为中国周边国家，在汽车制造业、半导体、基建等领域更是严重依赖中国，继续打好“一带一路”这张牌，这是对冲印太战略的总体架构。
（3）分而治之，借力打力。这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疫情层面，美是反华舆论战的领头羊，目前仅有印、澳积极回应，而日本、越南等国在合作抗疫以及尽快复苏经济生产方面需要中国。疫情的发展如同地缘战略格局呈现出不同层级，应看到在舆论战中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应区别对待，应援则援，应守则守，应“战”则“战”，但避免矛盾升级。
三、结论：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概念划分的批判性分析
安全困境如影随形地进入全球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观理念，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化应对的背景下，却并存着安全理论的碎片化，或许这就是全球性与后现代性相互迭加的结果。
吉登斯的本体性安全理论从一定程度上贯通了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在其传世佳作《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指出，科学理应提升这个世界的可预测性，然而科学却同时造就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我们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无法用历史经验来消除。时空分离使得社会生活逐渐脱离传统束缚，使“社会关系从区域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⑦在时空的抽离之下，风险环境也极度扩张。现代社会充满着危机，核战争、生态灾难、不可遏制 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当然也包括不断出现的 民族与宗教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这一切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者能够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
（一）人权困境：国家安全可否超越公共安全？
非传统安全打通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体系的互斥性，融合了两个概念的外延。实践中，我们常常忽视个体生命威胁作为公共安全议题的充分必要条件，尽管我们都不可否认其作为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安全与自由的悖论之中，⑧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群体公民自由的限制与群体安全实现的辩证关系，而作为个体生命威胁之于安全理论，则被视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交汇口的“两不管地带”。以2018年10月的沙特记者卡舒吉谋杀案为例，人们质问谁来为其惨死负责，然而无论是因为其死亡地点在别国使馆内，还是由于其背后指使者的政治身份，都使得这一命案逃离于人权拷问与公共法理之外。幕后指使者“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用来打击恐怖主义,但是现在他们却被指控成为了恐怖主义的一部分”。⑨
（二）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将个人和社会分解，是剥离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概念的逻辑开端。
近代启蒙思想家脱离中世纪社会文化传统, 设计共同制定社会契约理论和实践框架, 但他们仍把私人领域中的个人理解为国家的公民;或者说, 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以国家公民身份参与社会契约制定过程。 国家通过公民契约承认个人权利，从而使 人民主权高于人权。而康德走了一条相反道路。康德虽然看到了个人权利和人民主权的联系, 看到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但是在思想上他更接近于自由主义。在康德看来, 个人权利是即使个人愿意也不能放弃的权利,是从道德义务论来理解个人权利。从而在康德那里,个人权利在本来意义上就排除了人和人之间相互授权的政治意义。对于他来说,个人权利和人民主权的协调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⑩马克思看到自现代社会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发生了分裂,亦即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发生了分裂, 国家成了与个人对立、并不受生活领域中私人控制的公共权力机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作异化。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国家本是人与人彼此之间相互结合的产物, 但它在产生之后却脱离于个人并与个人形成对立。⑪
（三）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概念划分具有一定伪命题属性，纯粹学理意义上的讨论有助于公安学、国际警务合作、国际安全等学科或理论的深入理解，但如果本末倒置地将辞藻的堆砌凌驾于人类普遍利益之上，则是政党政治偷梁换柱地掩盖了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最终概念划分成为虚无主义的工具，民粹主义也将随之甚嚣尘上。
注释：
①赵潺潺，易海威.在风险社会中寻找个体安全的港湾——浅析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与个体性安全理论[J].《求实》,2009（1）：109-110.
②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J].《国际安全研究》,2014（6）：10.
③张春艳.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102.
④曾春，王春荣.建立中国特色公共安全委员会之组织架构研究[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3（1）：133.
⑤新华网.我国拟修订人民武装警察法[EB/OL]，2020.4.27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0-04/27/c_1210592183.htm
⑥王东京：从货币职能看货币政策取向[N].《21世纪经济报导》,2020.4.8(3651)。
⑦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19.
⑧见拙着.安全与自由的悖论[J].《凯里学院学报》,2016(4):11.
⑨文汇网.特朗普又出惊人语句：沙特记者之死归咎于“这个邪恶的世界”[EB/OL], 2018.11.23 https://wenhui.whb.cn/third/jinri/201811/23/226373.html?tt_group_id=6627045662368203278
⑩王晓升.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31.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80.
作者简介：张屹，法学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治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领域的研究。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3月号，总第27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