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单纯的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满足的只是对个例刑事裁决的舆论期待，幷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手段。面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低龄化的困局，也不能完全寄托于法律和社会机制托底的矫治工作，还要注重防范工作。比如，重视未成年普法教育，提高未成年人和其监护人的法律意识，这些具有“防患于未然”意义的工作，显然也很重要。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童建明在去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所言，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专业化和社会化要紧密结合。另外，也有专家建议可考虑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成立后，将其带入特定场所进行矫治。部分人大代表也在议案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践行路径。比如，建立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建立少年法院，建立比较完备的教育矫正体系，盘活现行法律规定的工读教育、收容教养等刑罚替代措施等等。这些建议的本质，就是在保护未成年人和防范未成年人犯罪危险之间，寻求一种相对平衡。
法律应当与时俱进，回应社会正当期待，既不能一味对低龄未成年犯罪分子采取重刑主义，也不能以年龄为挡箭牌纵容青少年犯罪。法律的权威和价值，幷不完全体现在处罚上，消除犯罪发生的原因也是体现法律价值的重要部分，将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与法律责任相结合，多管齐下，坚持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原则才是更佳的选择，这需要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来参与。（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吴丹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