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在香港回归之初，中央政府管的过于少。比如主要官员的任命，几乎照单全收。香港的司法机构，包括法官的任命都给予香港很大的自由。给予自由本身并不是错误，但中央政府当时没有明确指出在“一国”方面有哪些要求。“一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不是说承认你是中国人就行了，还需要承担中国人的义务。当时中央政府的放纵，导致后来香港社会对于“一国”的概念不清，甚至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当中，都没有充分体现出“一国”这个元素。《国歌法》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内地立《国歌法》，不会有人想到，立了《国歌法》之后，我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会犯法？但为什么香港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作为一个国民，尊重国歌是尊重国家的象征，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会犯法？从此事可以看出，香港人对“一国”的概念和情怀已经淡薄到了相当低的程度。
港人的国家情怀低下不能怪香港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是过去二十二年来放任的结果。中央政府过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只想着给香港好处。每次领导人来香港，都会想着送香港一个大红包，好像送一个大红包，香港人就爱国了。其实并非如此，在香港这样经济发达、教育程度高的社会，仅仅“送大礼”是不够的。台湾很多人在大陆做生意，钱照挣，台独也照搞。香港也这样，很多企业和个人赚着内地的钱，又没有爱国情怀。
中评社：那么您认为，您所描述的情况应该如何改善？
王贵国：这还是涉及到“一国”与“两制”之间如何界定，除了外交、国防事务之外，其它事情中央政府都可以不管了吗？我觉得不是这样。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比如港大最近几年的变化，与管委会主席的任命有很大关系。那么谁来任命、任命什么人、任命时有过什么考量，都应该作为考察评判教育官员的重要指标。
过去中央政府太注重香港资本家的利益，太注重和资本家打交道。在70、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这也许都是正确的。但当香港社会发展起来，中产阶级越来越壮大，社会形态成为一个橄榄球状，一边是很小的穷人，一边是很小的资本家，中产阶级很庞大的时候，还将重点放在与资本家打交道上，给他们再多的好处，老百姓都得不到。而资本家的财富一直在增加，中产阶级的生活却没有得到改善，那他们不会感受到政策上的温暖，就不会拥护中央。我们中国人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需要反省的地方。
但在这个反省过程中，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回归之初是管得太宽松，放任自流，那么现在也不宜用管理内地的方式来管理香港社会。别的不提，单从文风来说，内地人喜欢讲空话、套话、废话，香港人直奔主题，形式主义切忌搬到香港。过去管得太松，现在也不能事事都管，而管得太严。这是中央政府需要考量的。
《道德经》有句话，“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有人说，香港人不搞“港独”是怕了，千万不能认为香港人怕中央政府是好事。这就像孩子在父母面前一样，如果父母把孩子吓住了，孩子在父母面前就不会讲真话，并不是真正归心。中央政府应该好好考虑一下《道德经》这几句话，如果香港老百姓感受不到“一国”的压迫感，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同时又明确知道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哪里，我认为就是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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