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詹大法官之意，系指在动员戡乱时期的党国体制下，即使“司法院”亦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常会提出“工作报告”及“接受指示”，但这并不能骤尔认定属受国民党在“业务经营”上之实质控制。若非如此，难道“司法院”也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换言之，释字第793号解释认可了凡曾受国民党在业务经营实质控制者，皆属国民党的附随组织之立法，即为詹大法官所认为的“株连九族”。
事实上，大法官多数意见认为“党产条例”并不违反“宪法”的理由，无非是基于他们心中所认知的“转型正义”之精神，但民进党所讲的“转型正义”，却是以清算与斗争国民党为目的。在大法官的认知与解释文中，也认为在动员戡乱时期里，有些作为尽管合于当时的法律，但仍属“破坏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情形。
然而，动员戡乱属战争时期，且“中华民国”于民国36年底开始施行“宪法”，没多久就进入了动员戡乱时期，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尚未及建立，又何来“破坏”之说？更荒谬的是，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规定中，二次大战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日起，就被视为“破坏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而须“转型正义”的起始时间点，难道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是实施“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时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