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否定被他嘲笑为“热情猎取逗号”的科赫之理论，德国卫生学家佩藤科弗甚至在自己身上做了一次危及生命的实验，以身试菌。
佩藤科弗确实并没有因此染上霍乱。他只是在实验后的第三天患了肠黏膜炎。但他不知道的是，之所以没有患上严重的霍乱，是因为在他向科赫索取霍乱培养物时，科赫猜到其用意，有意把经过多次稀释、毒性已衰弱到极点的霍乱培养物给了他。
佩藤科弗只是“以身试菌”的代表。曾有医学史家做过统计，用霍乱培养物做自体试验的，仅有记录的就有40人之多。这些实验极大地推动了对霍乱的研究。
清洁水源和疫苗助力抗衡霍乱
斯诺和科赫等人的努力，开启了科学对抗霍乱的历程。
发端于斯诺“死亡地图”的流行病学成为日后预防医学的基础，而从疫情中诞生的公共卫生理念和由此引发的公共卫生运动，推动着欧洲乃至世界公共卫生现代化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改水改厕等一系列综合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使曾长期在我国流行的古典型霍乱绝迹。
20世纪60年代初，第7次霍乱大流行传入我国后，我国加强了防疫专业队伍和监测系统的建设。针对霍乱的发生和流行，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明确指示。国务院曾为此专门召开过会议，并于1981年以国务院名义下发文件，明确提出“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防治霍乱的对策原则，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霍乱疫情和疫源地的监测和防治工作。21世纪以来，中国的霍乱疫情已经非常少见。
与此同时，霍乱弧菌的成功分离开启了疫苗研发的可能。1885年，西班牙的佛瑞将霍乱菌肉汁培养物注射到人体，成为人体注射疫苗的开始。1896年，德国的考来将霍乱弧菌加热杀死后制成菌苗，并在1902年日本霍乱大流行时使用，获得成功。
之后俄国人哈夫克伊纳开始在印度进行霍乱疫苗临床试验，20世纪20年代，印度进行了大规模临床试验，此后的几年中，接种人数高达300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