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17日电／据光明日报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颇负盛名，被贾仲明誉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凌波仙〕吊词）。作为崔张故事的改编本，该剧充分发挥杂剧文体的特点，将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于小说、诸宫调之外，另塑典范。其中值得关注的改变，是对“春”与“秋”的时间框架的设定，所谓“《西厢记》谓之《春秋》，以会合以春，别离以秋云耳”（李开先《词谑》）。
回溯崔张故事的流变，作为故事源头的唐传奇《莺莺传》虽然提到了春、秋，却并没有强调春与秋的季节特点与故事发展、人物情感的关系。李绅的《莺莺歌》注意到春天的背景，把莺莺的身姿和芳草花时相联系。宋人的相关吟咏如赵令畤《蝶恋花鼓子词》、毛滂《调笑转踏》也只是借春景以抒情。无论诗歌、鼓子词，还是转踏，他们对春天的歌咏，均源于诗词所共同具有的抒情传统。
在崔张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对春天、秋天景色的大量歌咏是从《董西厢》开始的。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作为一部说唱作品，在改编崔张故事时，表现出对春天、秋天这两个季节的特别重视。其中有大量的曲词歌咏春天的思念、秋天的离愁。比如“联诗”以后的〔双调·豆叶黄〕曲：“薄薄春阴，酿花天气，雨儿廉纤，风儿淅沥。药栏儿边，钩窗儿外，妆点新晴：花染深红，柳拖轻翠。采蕊的游蜂，两两相携；弄巧的黄鹂，双双作对。对景伤怀恨自己。病里逢春，四海无家，一身客寄。”（卷一）清人焦循曾盛赞《董西厢》的曲词。但是，在《董西厢》中，作者虽然大量借助春天、秋天来抒情，却仍延续了《莺莺传》顺序交代事件发展时间点的做法，且春季、秋季反覆出现。在《董西厢》中，“春”与“秋”是抒情的利器，并不具有结构的意义。
中国传统戏曲“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戏曲剧本的写作，如何演绎故事，如何“搭架”，一再为曲学家所强调，而对“时间”的处理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王实甫在把莺莺故事改编为杂剧时，从表现崔张爱情这个核心出发，把“春”与“秋”确定为故事展开的时间框架，所谓“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第五本楔子〔仙吕·赏花时〕）。故事主人公在春天相见，在秋天送别。春与秋的季节更替与人物的聚散离合、剧本情节的推进嵌合为一体。
《西厢记》杂剧既把“春”与“秋”确定为故事的时间框架，故着意突出这两个季节，集中笔力于春日的思念、秋日的别愁。一方面，全剧花了大量的笔墨铺写春天的相遇、联诗、听琴、私会、秋日的离别。另一方面，在莺莺张生春宵私会的情节之后，杂剧虽和《董西厢》一样，随之表现老夫人发现了二人的私情，但《董西厢》在此处对情节多做铺展，写“拂旦，令红娘招生小饮”；写张生向法聪借钱为定物；写赴宴；写“后数日，生行”。杂剧则在老夫人责问红娘后，随即叫来莺莺、张生，并且要求张生第二天即上朝取应。整个剧本对故事的搬演就此迅速推进到“秋”，展开秋日的“长亭送别”。这不仅使得情节十分紧凑，而且也强调了“秋天”这个时间节点。对“春”与“秋”两个时间点的确定与着力表现，使《西厢记》杂剧中的崔张故事具有了一个贯通而清晰的脉络。
也正是在“春”与“秋”的框架下，剧本发挥传统文化中季节所蕴含的情感，利用杂剧“扮演”的特点，把春天、秋天，与人物的思绪紧密结合，借助曲辞，对人物的心事做细腻深入的挖掘。“春”与“秋”的季候，使杂剧中莺莺张生的爱情在抒情方面与诗歌传统充分衔接。传统戏曲的抒情性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彰显。同时，剧本对“春”“秋”二季的表现又紧扣情节发展，让自然景色为剧情的展开服务。比如在故事的开始，《董西厢》是由叙述者来交代春天：“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间，生至蒲州，乃今之河中府是也……〔仙吕调·赏花时〕芳草茸茸去路远，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花木秀芳郊。蒲州近也，景物尽堪描。○西有黄河东华岳，乳口敌楼没与高，仿佛来到云霄。黄流滚滚，时复起风涛。”（卷一）但《西厢记》杂剧则是在莺莺出场时，让莺莺直接唱出心中对春天的感触：“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