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原意是工农士兵的代表，但是1918年内战爆发，苏维埃政权面临多国的武装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猛烈反抗，实施军事共产主义，以余量征集制的名义，在农村强迫农民交出粮食。俄罗斯的士兵与工人本来都来自农村，农村民不聊生，乌克兰发生大饥荒，导致工人和士兵对苏维埃政权的强烈不满。圣彼得堡喀朗施塔德水兵哗变，成为十月革命后首次士兵的大规模叛变，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或参加了白军，城市商品供应短缺，居民生活困顿。联共（布）的领导人面对革命刚刚胜利就产生的严重危机，不能不反思政策的最大失误，如果城乡皆民不聊生，这样的革命还能持续多久？
列宁最早提出改变军事共产主义，至少是部分的改变。布尔什维克多数领导人支持列宁，其中布哈林不仅是坚定的支持者，还从理论上对于停止军事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贡献，可说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人。1921年5月联共（布）十大通过《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决定从商业、工业、农业等多方面实行改革，允许私人企业发展，改粮食征集制为粮食税，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农民可以自行决定如何种植以及雇佣劳动。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苏联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国际环境也随之好转，西方国家开始与布尔什维克政府接触并且开始建交。
布哈林对军事共产主义有比较清醒的反省，认为这是“幼年时期的幻想”。在1922年布哈林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共产主义阵营中首次提出这种理论。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共十三大使用了这个观点。
布哈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培育市场机制和市场，他在1925年的一个报告中提出；
“应当对全体农民说，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不是有明显的布哈林的影响呢？
邓小平在孙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曾经聆听布哈林到学校演讲，虽然现在已经无法找到的是布哈林演讲的内容，但是可以推测与当时正在执行并且见效的新经济政策有关。
1925年邓小平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刚去世，联共（布）高层的斗争还没有开始，莫斯科早已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市场供应比较充足，各种咖啡馆餐厅商店舞厅顾客盈门，文化艺术繁荣。邓小平等中国青年来到学校，就领到了大衣、西装乃至于睡衣、皮鞋等生活用品，学校的饮食供应充足，也常有中式菜肴。邓小平在学校的生活，比在法国优越，无需体力劳动，只要认真学习。共产国际为这些来自东方的青年革命者提供的生活保障，优于当时一般苏联民众，但也不是完全脱离当时的实际水平。除了在校的学习生活之外，邓小平也有机会和同学一起外出旅游（列宁格勒），夏令营疗养，观赏芭蕾舞、歌剧等等，这都是邓小平在巴黎无法获得的精神生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2011）和潘佐夫、梁思文合着的《邓小平革命人生》（2016）都简略提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莫斯科岁月对邓小平的影响。
邓小平曾经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值得一提的是波兰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3-1926）也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推动和执行者。他因为创办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克格勃前身）被视为“红色恐怖之父”，但其实这些革命家的政治性格都很复杂，不能简单化和妖魔化。
斯大林则一直坚持军事共产主义是正确的，在列宁1925年去世后的接班人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最终获胜，他虽然没有完全取消新经济政策，但是在30年代开始以用暴力推行集体农庄运动，利用西方经济大萧条的资金和技术，成功地实施了苏联的工业化。斯大林也排挤和清洗了多名高层领导人，包括布哈林，布哈林最终被定罪，1938年被秘密处死。布哈林的名字从此在苏联成为禁忌，布哈林的遗言是由他的夫人背诵下来而得以传世的，他说：“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这一要求在1988年得以实现。他在遗言的最后说：“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时所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邓小平和其他中共高层一样，长期不提布哈林。毛泽东虽然与斯大林不和，然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却与斯大林高度一致，包括排斥布哈林理论，毛本人也曾经批评过布哈林，将布哈林视为苏联修正主义的先驱。布哈林的名字和理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重见天日，中国学者研究布哈林理论的专著也开始出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邓小平于1952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2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二十大，这是他在30年后重返莫斯科，此时他已是中共高层，在莫斯科没有私人活动。而苏共二十大是苏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对此非常愤怒，邓小平本人对此的看法，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不可能与毛泽东不同。此后在1957、1960、1963年邓小平又三次出访苏联，参与与苏共中央的交涉，中共苏共、中国苏联关系全面破裂。邓小平这几次苏联之行，对苏联的建设成就与计划经济的弊端有什么看法，没有记载。他奉命主持撰写中共与苏共论战的“九评”，全面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苏共的修正主义有布哈林的一些理论成分，但是当时苏共仍将布哈林作为异己分子看待，中共对苏共的批判，现在看来也与“幼年时期的幻想”分不开，很难说是邓小平本人的思想，但他肯定也受毛泽东的影响。邓小平晚年说起当年与苏共的争论，对双方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认为双方都有错。
三、从白猫黑猫论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六十年代初中国在经历了大饥荒之后，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对自己在大跃进的决策稍有反思。邓小平提出白猫黑猫论，是新经济政策的一种表达。
文革期间，从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邓小平在江西南昌的南昌步校软禁三年半，期间有大量思考，无论是对体制的反思，还是今后是否推行改革、如何改革，但没有留下文字。
邓小平不是唯一主张改革开放的中共领导人，与他同时代的中共元老大都在不同程度同意改革开放，但邓小平推动最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的建设并没有停顿，然而是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而外部世界特别是中国周边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起飞，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即对此有所认识。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原来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经走入穷途末路，这就是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邓小平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声中复出的时代背景。
邓小平在文革中一度受毛的委派，主持国务院与中央军委，他的“整顿为纲”与毛的“阶级斗争为纲”水火不相容，必然被罢官。1973年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乘飞机经巴黎前往纽约，这是他时隔近40年之后第一次重返法兰西，尽管只是路过巴黎，这也是他第一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虽然不是出访，但是在巴黎和纽约的见闻，还是对邓小平的思维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他深入思考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及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必须摆脱原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建国初期实行的供给制，来源于苏联早期的军事共产主义。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与苏联的乌克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大饥荒，如出一辙。苏联依靠列宁、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推动了当时苏联的改革开放，其成果，邓小平在莫斯科亲眼目睹，与布哈林的理论一样，一直在邓小平的思想深处有着备份。上世纪七零年代末，邓小平开始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就成为邓小平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所谓共产阵营中，南斯拉夫、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出现过改革思潮。这种改革思潮首先是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抗，是政治意义的改革，但在苏联主导下的这一阵营，其他小国不可能改革成功。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先是在毛泽东时代脱离了苏联阵营，后在邓小平时代又完全告别了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理论到实践都超过了布哈林，这是必然的进步，毕竟布哈林的思想产生于上世纪初，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已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了。
布哈林冤死狱中，邓小平则寿终正寝，两人的命运似乎也折射了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布哈林未能继续推动苏联的改革，邓小平则拯救了中国。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月号，总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