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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在对于中国政策方面，可能延续特朗普政府所制订的对抗的立场。 |
中评社╱题：解构拜登的国际战略——“拜登主义”是否提前出台？ 作者：蔡裕明（台湾），实践大学高雄校区会计暨税务学系副教授
历经2020年诡谲的美国总统大选，最终由美国前副总统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当选美国下任总统。而在拜登将成为美国新任总统后，新任政府对于印度与太平洋地区的政策为何？他是否会继续贯彻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与抗中的政策？对于台海两岸关系方面，拜登的立场与政策为何？也就是说，拜登的国际战略为何以及是否有所谓的“拜登主义”？
一、特朗普任内的国际战略与内容
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历届政府均鼓励中国参与世界事务，同时制约中国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影响。然而，特朗普政府则进一步将中国视为对立的竞争对手，认为北京的战略旨在破坏美国的优势与主导地位，削弱美国与传统盟邦的合作关系，并以“一带一路”政策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藉建立网络为基础的支付体系与输出高铁，试图主导欧亚大陆的经济乃至于政治发展。
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大国，并警惕北京试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取代美国的优势与主导地位。2018年《国防战略》(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更将中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当作美国所面临的长期战略挑战。与此同时，美国重申其印太战略，2018年5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U.S. Indo-Pacific Command)，并且美国国防部于2019年5月发布《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美国在《印太战略报告》强调印太地区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点区域。同时强调美国为印太国家，并与印太国家共享历史、文化、商业与价值，且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整个印太地区当中，不论大小所有的国家皆拥有主权，并能够按照公认的国际规则、规范与公平竞争的原则追求经济成长。
从国际战略的视角来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即是较少“干预的地缘政治克制”(less interventionist strategy of geopolitical restraint)。而所谓的“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并非已成为战略，而是一系列可操作性原则，包括三项核心理念：第一、关切短期战术胜利而非长期愿景；第二、“零和”(zero-sum)的世界观，认为不存在多边互惠，而是考量相对收益；第三、美国缺乏道德观的外交政策，而是一种“战术的交易主义”(tactical transactionalism)。
从根本上而言，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更在于维护这个地区主权，为实践这样的愿景，则需拥有联合部队与结合更多的盟友与伙伴。美国的印太战略更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建立自由与互惠的贸易与投资条件，以及遵守国际规则与规范(例如，航行自由与领土完整)，“四方安全对话”(QUAD)则是在这理念下重新被提出。部分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已认同这些原则，并订定自身的国家战略推进这些原则，但是这些国家的战略不一定与美国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相同。
尽管部分的亚洲国家怀疑美国保卫印太地区稳定的能力与意愿，并且质疑特朗普的国际战略是否是一种“即席的战略”，也就是针对国际事务仅有反应性，未让盟友、对手国或美国民众可以预测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何种行动，并缺少政策的一贯性。
虽然在特朗普的任期当中的交易式决策风格与对于中国紧逼的战略令各国不安，但实际上已打破欧巴马任内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结果，美军仍在西太平洋采取前进部署，并在整个印太地区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与五眼联盟的安全体系，以及对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承诺。同时，特朗普政府对于印太地区的关注，催化法国、德国与荷兰相继提出其自身的印太战略(或准则)，退出欧盟的英国也开始订定其自身的印太政策。
二、回到美国“自由主义的霸权”
拜登曾经担任欧巴马总统任内八年副总统，就目前已公布国安幕僚的名单，多为欧巴马任内的幕僚。包括，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由曾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退役陆军上将奥斯丁(Lloyd Austin)出任国防部长、由中央情报局(CIA)前副局长海恩斯(Avril Haines)担任国家情报总监(DNI)、由前国土安全部(DHS)副部长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并由前国务卿凯瑞(John Kerry)作为气候变迁事务总统特使。也就是说，拜登政府是否会藉由在气候变迁的合作，强调美国回复到过去多边主义？更是欧巴马主义的再现？
美国为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越来越有自信的行为，以及翻转美国相对衰弱的意象，2011年11月美国总统欧巴马宣布“重返亚洲”（Pivot to the Pacific）政策。欧巴马的国际战略之目标在于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介入纠纷并承担领导者之责。沃尔特(Stephen Walt)称之为“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
依循此一战略，美国仅会在其国家重要利益受到威胁，或在人道主义干预情况成本不是太大时，才会有区别进行干预。美国也将维持区域大国力量以建立力量平衡，防止威胁出现。此外，将进行有区别干预，将资源集中于具有战略重要性区域。这一战略意味着，平衡来自中国的扩张力量，并且警告中国不要对于邻国采取“紧迫盯人式”(heavy-handed)政策，并对于抵制来自北京压力的亚太国家提供信心。
这套从柯林顿、小布希到欧巴马的“自由主义霸权”的国际战略，是建立在“历史终结”与“单极时刻”并且美国赢得冷战，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身的价值观，放弃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均势政策，于是人道主义的干预、政权更迭、民主扩大与民主和平成为华盛顿方面政策手段，其结果却是美国陷入阿富汗与伊拉克泥沼、反恐战争的未竟全功、原本与欧洲国家友好的关系因贸易战、气候变迁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关系不若以往，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全球影响力逐渐减弱。
三、拜登“重建民主价值联盟”的国际战略
特朗普在四年的任内达到何种的国际成果？包括，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达成的《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改变中东格局、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两次峰会、与塔利班(Taliban)达成协议并计画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促使南苏丹达到初步的和解，这些算是特朗普政府的成就。
即使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Paris Accord)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特朗普也表示这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以及世卫组织无法保障美国民众的安全。最重要的是，除了持续对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外，特朗普反倒减少对外的军事行动，并致力于冲突地区撤军，改变共和党长期以来的军事扩张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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