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湾企业以外向型为主幷具有“链化”生存发展特征。1960年代，台湾开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台湾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普遍通过拓展外销市场，对海外技术和市场的依赖度都非常大，这是台湾海岛型经济体的特点使然，台湾对外贸易总额占其GDP的106.8%（2021年）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中小企业占比较大，从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看，大多数企业都难以单独胜任一个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因而产业内的企业集群显着，形成了所谓配套“协力厂商”生产体系。自199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以及IT产业的大发展，台湾企业进行了跨地域、跨领域的扩展，“协力厂商”生产体系逐渐演进为现今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供应链”、“产业链”生产体系，这意味着台湾企业不仅在产品市场、原材料、生产技术（设备）依赖外面，且生产过程本身的对外依赖性也很高。因此，台湾企业生产发展的全过程均呈现出“链化”特点，它们的空间群聚性很强。
放眼世界，整体上台湾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等方面处于全球中上水平，⑪没有内生性的进行经济制度重构的民意需求。因此，基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制度特点，“两制”台湾方案在经济层面应考虑保留台湾经济的基本组织与制度形态，通过市场手段加强两岸经济融合，确保台湾经济安全，具体展开如下：
第一，继续维系台湾“单独关税区”的经济实体地位。“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表明，回归后的港澳继续保有“单独关税区”经济实体地位有助于港澳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整体的对外开放及经济发展。同理，两岸在统一后，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否认台湾继续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区”的存在，尤其是“台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特色明显，对外贸易发达”，⑫“单独关税区”经济实体地位对其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从中国整体而言，在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之后，台港澳的“单独关税区”地位将使中国在全球经济、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竞争中具有较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因而这也是中国发展的一种战略资产。⑬不仅不能忽略台湾的战略资产价值，还要尽全力长期维护台湾在全球中的独特地位与产业竞争优势。
第二，维持台湾既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包括保护台湾民众既有的财产所有权，坚持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和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基本保留台湾既有的经济管理体系。统一后的台湾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经济自治”的权力，这种“经济自治”的核心就是所谓的“财政联邦制”，⑭即台湾在其内部财政预算、社会分配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只有在台湾向中央政府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才会予以适当介入。
第三、加强和深化两岸经济和产业的联通与接轨。过去三十余年，两岸在产业和贸易方面已形成了重要的伙伴关系，统一除了进一步提升两岸贸易和产业关系外，必然会给台湾经济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两岸经济的联通和接轨方面，具体而言：
1、建立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协调机构。虽然台湾保有“经济自治”的地位，在财政和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可拥有单独体系，但作为统一国家内的区域经济体，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必然也必须要有一定的体制机制联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经贸伙伴关系。因此，在中央政府层面应成立一个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协调机构，该机构由两岸相关部门官员和专家组成，内设有若干专业委员会，负责涉台经济发展咨询与协调，以及对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规划和监督。
2、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的联通。为了适应与满足统一后人员交往和货物往来更加密切的需要，必须加强联系两岸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两岸海峡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5G网络通讯基础设施和必要国安设施等，幷为两岸互联网、大数据的联通提前做出相关制度安排。
3、增进攸关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两岸实现统一后，中央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台湾的经济安全，幷协助提升台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造福台湾民众。因此，基于市场规律，两岸应运用市场方式或手段，建构或加强大陆对台湾涉及国计民生公共行业的资本与技术合作形态，如以股份制、合资混改等形式参与台湾能源、交通、通讯等领域的建设和营运，以增强大陆确保台湾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的能力，幷体现大陆对增进台湾民众福祉的贡献。
4、促进产业或行业的营运监管制度一体化。为了深化两岸社会经济的融合发展，便于两岸人员和物品的交流交往，在经济、产业、公卫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营运标准和监管制度等方面，两岸应通过协商规划逐渐实现一体化。
总之，“两制”台湾方案一方面应在经济层面给予台湾“高度自治”权限，另一方面要更大程度地提升两岸的融合发展程度，“统一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制度更加完善，台湾经济将以大陆市场为广阔腹地，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定通畅，创新活力更加生机勃勃。长期困扰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众多难题，可以在两岸融合发展、应通尽通中得到解决”⑮。
四、结语
基于港澳回归的经验教训，以实事求是精神面对台湾的历史和现实，“两制”台湾方案与港澳“一国两制”实践有相同之处，也有其独特性。“两制”台湾方案的核心要旨在于“政治规制，经济自治”，即实现统一后对台湾的治理应在政治上要有约束，要从法律、政治体制等方面坚决“去台独化”，对台湾既有“政治游戏规则”或“政治生态”进行一定程度的再造，清除任何形式的“台独”隐患或风险。在经济方面，则基本保留台湾既有经济形态及经济管理制度体系，台湾有关机构及民众在经济运营和管理方面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与此同时，要逐渐建立和完善两岸社会经济融合的体制机制，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使台湾经济能够更好地分享大陆高质量发展的资源与机遇，从而提升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
“两制”台湾方案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探索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的国家学说。由于台湾问题形成与演变有其历史的复杂性，在台湾践行“一国两制”将面临比港、澳回归更大的挑战，其统一情景更为复杂、任务也更为艰巨。“两制”台湾方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大战略举措，事关两岸民众的切身利益，且涉及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民生等多个领域，需要与台湾同胞、各界人士进行充分商议，需要相关专家和部门集思广益、仔细研究、科学规划、协调一致。由此，“两制”台湾方案才能使“一国两制”在统一后的台湾治理中行稳致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H042）
注释：
①“习近平：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新华社，2019年1月2日。
②“习近平出席《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幷发表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1/02/content_5354209.htm，2019年1月2日。
③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2022年8月10日。
④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http://www.locpg.hk/jsdt/2014-06/10/c_1111067166.htm，2014年6月10日。
⑤“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22年10月25日。
⑥资料来源，同上。
⑦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2022年8月10日。
⑧王伟光，“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和组织机构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哲学动态》，1989年第6期，第34页。
⑨引自邹瑜，顾明等主编，《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76页。
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2022年8月10日。
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台湾人均GDP将升至35510美元，首次超过日本、韩国。台湾的基尼系数长期低于0.4。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2022年11月6日。
⑫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2022年8月10日。
⑬多个“单独关税区”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经贸的竞争力，包括通过单独关税区吸纳全球资本、高科技产品的转口贸易，与国际接轨及发挥其人才、资金、外汇与公司税收等优惠政策优势。
⑭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是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常用理论，主要用于研究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该理论强调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必须具有硬约束，即地方财政自负盈亏，不能一味依靠中央的财政支持，或中央财政不能过度干预地方财政，如此，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才有充分的激励。本文引鉴此概念是要表明，台湾的财政是自负盈亏财政，这与财政联邦制理论相似，对财政联邦制的分析，可详见Qian Y，Roland G，Fiscal Federalism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vol88(5).pp.1143-1162.刘银喜：《财政联邦主义视角下的政府间关系》，《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期；华莱士·E.奥茨、刘承礼：《财政联邦制述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5期。
⑮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2022年8月10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1月号，总第30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