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余英时的论敌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摘要】事实上，“五四”以来，大多数“全盘西化派”都有类似的心态，他们大多把西方看作一切知识的来源，不过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际遇和表现方式而已。中国近代史上“全盘西化派”最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在中国全力推其业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到台湾后，出掌中央研究院，殷海光批评他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不理不睬；胡秋原批评殷海光在台大讲授的“逻辑哲学论”，殷海光也不理不睬；他批评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宣扬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院士也是不理不睬！时至今日，海内外华人学术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西方是所有“现代”知识的来源，他们既不瞭解西方文明的精华，又瞧不起中国文化传统，不知不觉陷入余院士所谓“双重边缘化”的困境。
余英时的名著《历史与思想》于1976年出版。当时世界正处于东西二元对峙的冷战局面，该书论述的内容从文化的观点，对当时的世界局势提供了一个“及时”的解释，因此该书一出版，立刻洛阳纸贵，余英时也名噪一时，成为“中国思想史的大师”。实情如何呢？
一、“反智论无一句不错”
该书问世后有没有人对余院士的论述提出怀疑呢？有的。他是当时《中华杂志》的发行人胡秋原。
“余英时与自由主义的异化”一文在《亚洲周刊》登出后，胡先生的公子胡卜凯寄给我一篇他写的评论，我立刻写email给他，厘清我的立场。当时正好看到《海峡评论》上重新刊载胡秋原1979年的一篇旧作〈评余英时院士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因为文章太长，必须分三期刊登。我立即向胡卜凯先生，借来当年《中华杂志》的合订本，仔细拜读。
胡秋原(1910-2004)的西方哲学素养颇为深厚。在这篇两万字的长文中，他根据布列希特(A.Brecht)的政治理论、詹姆士(W.James)的实用主义和怀特海(Whitehead)的《科学与现代世界》，很仔细地指出：余院士似乎是布列希特所说“不熟悉西洋哲学史的学人”，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关于“反智论”所说“从头到尾无一句不错”。胡氏的批判，列出了八大理由，由于篇幅所限，在此祇举出跟本文有密切关联的四点。
1.他说“反智论”是译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可以译作“反知识主义”。其实，此词祇能译为反主知论，不可译为反知识主义论或反智论。由此一字之差，以下便谬以千里了。
2.他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智性本身的憎恨或怀疑，认为智性及由知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反智性论者。”其实，哲学家中对知性怀疑者多的是，如休谟。但反主智论者有经验论者、主情论者、主义论者，没有憎恨由知识而来的学问的。余院士由何处得到这种“反智论”的定义？这恐怕是余院士自己译语不确导致的望文生义。
3.他说：“在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示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其实，基督教义中除了特滔良(Tertullian)说过“因为荒谬所以我相信”，但从未成为正宗以外，正宗神学也认为理性、知性可以认识真理和上帝，不是反理性的，如经验派怀特海所云：“徒恃理性不能认识真理”，他们反理性主义，但不反理性。
4.他说：“反智论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分子表示一种轻鄙乃以至敌视”，此尤为无稽之谈。主情论、主意论都是反主知论者，他们自己都是知识分子。一切暴君、污吏、大腹贾、独裁者祇反对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且能宠爱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不一定反知识，他们以其奸计为智。希特勒、史达林都有他们的智，并有戈培尔、什丹诺夫这些知识顾问。他们是反人权，不是“反智”。
二、学术论辩的重要
这些论点跟我写这一系列论文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胡秋原教授的长文将在《海峡论坛》上分期重刊，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仔细比对。我看完这篇文章后，特地问胡卜凯：当年余英时有没有对胡秋原的评论作任何回应？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仔细翻阅当年《中华杂志》的合订本，也找不到余院士回应的任何迹象。
这是个十分怪异的现象：胡秋原出生于1910年，比余英时年长20岁，《历史与思想》一书的出版，固然使余院士名噪一时，但胡秋原也不是泛泛之辈，他当时担任立法委员，又是《中华杂志》发行人，这篇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本质上是非常严肃的学术讨论，为什么余英时对于一位学术前辈的学术质问不理不睬？
中国有句老话：“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一个思想家在发展其学说的过程中，最好能跟相关领域的论敌互相论辩，以看出自己的不足之处。瑞典哥登堡大学教授Carl M. Allwood以研究非西方国家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作为终生志业，我的著作《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翻译成英文，于2012年出版之后，我们两人便在国际专业期刊《社会知识学》(Social Epistemology)上发表论文，来回辩论相关问题，时间长达三年，最后两人各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专著，他谈《本土心理学的性质与挑战》(2018)，我则以《建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2019)作为回应。
三、“全盘西化派”的行事风格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余院士的大作《历史与思想》问世之后，最好的论敌就是胡秋原。可是余英时对胡秋原的批评竟然不予理睬，真是可惜！
这件事使我想起“全盘西化派”的行事风格。在《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中，我曾经提到两则类似的故事：
在“八方风雨会中洲”的“五四”时期，发生了一件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重大的盛事，即美国哲学家杜威访华。杜威（John Dewey, 1959-1952）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胡适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1919年2月，他到日本访问时，原先计画到中国旅游并演讲六个星期。4月30日抵达上海，不料三天后，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5月29日，杜威夫妇抵达北京，目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认为自己正在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结果他在中国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并在哥伦比亚校友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的安排下，在中国十一个省份，作过200场以上的巡回演讲，直到1921年7月21日，才启程返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因为胡适的在场宣讲、积极推广、再加上《新青年》等媒体的传播，而风靡中国。
杜威返美国当天，胡适在《晨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杜威先生在中国〉，总结他这次访华的成果：“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从此之后，胡适变成杜威“实用主义”的信徒，到处宣讲所谓“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国民政府撤守台湾之后，1957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那时候，殷海光正在台大讲授科学哲学。他以〈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题，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长文，刊登在1958年8月18日出版的《祖国周刊》上。他很尖锐地批评胡适的主张，认为：
“大胆”和“小心”都是心理状态方面的事，与理论构造毫不相干。不管“大胆”也好，“小心”也好，都插不进理论构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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