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社会，势必重新反思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传统主权国家否再愿意让渡各自的权力，却换取一个毫无作为的上层治理机构？当各国面临全球性危机无一幸免时，究竟由谁来生产、协调和分配“公共产品”？同时，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因疫情而尝到苦果，会否给近年来右翼民粹泛滥的欧美打下一针清醒剂，抑或招致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
二是新的人权观。正如上文所述，“华盛顿共识”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西方普世人权观的主导地位，但随着“亚洲价值”、“北京共识”、“中国方案”的崛起，中国大陆逐渐探索出一套以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为优先的基本人权观价值体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和示范，因而形成了普世人权观与基本人权观并立的两种范式。新冠肺炎直接威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此时不谈人的生存权、不谈基本人权，而去奢谈普世人权，人权二字又有何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无疑给出了答案：举国之力保障基本人权。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应收尽收就是为了维护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结果证明，中国率先经受住病毒扩散的考验，目前正在抓紧复工复产、决战脱贫攻坚、努力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维护和增进人的发展权。同样，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地区的防疫措施，也备受欧美舆论肯定。相比之下，那些高喊人权的西方社会，却充分暴露出歧视与无知，连戴口罩和自我隔离都做不到，最后竟不得不“选择性治疗”、鼓吹“集体免疫”，还要承担经济崩溃的风险，教训之惨痛，反思也必须彻底。
三是新的发展观。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分工体系和产业链，是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最突出成果，也是全球化赖以维系的经济基础。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都尚未冲击到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进程。经济全球化不仅给发达国家提供了通过金融市场支配产业链的不竭资源，也给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式发展搭起阶梯。
然而，此次疫情让全球产业链“瞬间断裂”，更加凸显出在全球性危机下，已经不存在绝对可靠的避险资产或资金“避风港”。特别是当各国第一次认识到原本强大的全球产业链原来如此不堪一击，连医用口罩、消毒液都成为“战略物资”之后，是否会出现一波重新建立国内垂直产业体系的浪潮？暂且不论各自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光是疫情后应对可能出现的“大萧条”就已经相当艰巨。但无论如何，这次疫情倒逼全世界政治经济精英重新思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孰轻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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