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制造业企业复工不但要面对原有的招工难、就业难，还要面临招工难和复工难的新“两难”局面。很多技能要求较低的制造业企业由于订单积压或者资金链、产业链断裂，大多选择延迟复工、甚至关停，而一些对技能要求较高的智能制造企业或者专业要求更为严格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将会渡过难关。长期来看，招工难、就业难和新“两难”将加剧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如果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广泛性不能跟上，此种矛盾将会带来长期影响。调查显示，地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的企业已陆续复工复产，农民工也期待早日返岗就业。调查还显示，多数企业对限制农民工合理流动反映强烈，盼望用工地政府和输出地政府就组织农民工集中返岗达成一致意见。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区，采取“点对点”的包车或专列等组织方式，集中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的需求较为迫切。
有序推进制造业企业复工的建议
文章提出，第一，推行输出地农民工数字化绿色健康证明。针对不少地方政府防疫前期的“严控”措施到目前防疫取得初步成效时仍在继续执行，需要复工的劳动力走不出去，造成先行复工的制造业企业用工短缺的问题，需要采取输出地发放“健康卡”等通行证，推行数字化管理，建立健康互认工作，帮助回家过年期间未发生“新冠”症状的劳动力有序复工。例如，浙江省杭州市启用“健康码”以来，每日访问量突破千万人次，目前已累计发放“健康码”超820万。这一模式已推广至浙江全省11个地市，全国其它地方也可借鉴。
第二，采取农民工返城定制化交通服务。就业输入地应积极采取“包车、包机、包专列”等有效办法实现“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给农民工返城复工创造安全、便捷的条件，使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基本要求得到满足。例如，北京精雕集团组织员工自驾车搭乘在一起，实现200多农民工技工点对点的返城复工；浙江东阳中信红木家具集团为保障全面复产为省外返城员工定制“专车”复工；北京公交集团为陆续复工的企事业单位的外地返城复工人员提供定制公交通勤服务。
第三，简化复工手续，取消不合理审批，建立备案承诺制，变管制思维为服务思维。例如，广东省佛山市出台取消以疫情防控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审批、备案等行为，企业复工复产无需批准、无需签订承诺书，不得要求返岗员工提供多项证明。受各地政策不同步的影响，供应链上下游复工时间也无法同步，造成企业生产受阻，特别是即便达到复工标准，由于员工不能按时到岗造成复工困难。部分企业表示复工后，将会与员工抱团取暖，共同克服生产运营成本上升造成的经营困难等问题。
第四，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可遵照“政府指导、企业自定、部门服务”的原则，鼓励各地为企业员工出行创造有利条件，缓解企业用工短缺难题。政府与企业合力解决口罩等防护物资紧缺和隔离用房不足等困难，保障防疫和复工两不误。调查显示，在复工准备过程中，50%以上的企业在体温计、消毒液、酒精、喷雾器等储备方面准备比较充足。
第五，抓紧落实中央和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做到“接地气”、“冒热气”。努力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优先支持汽车、电子等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重点支持5G、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民生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各级政府已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尤其是推动制造业企业先复工、先落实、先受益，率先恢复产能、降低成本、减少损失、增加收益，当务之急是尽快落实相关政策、精准服务。通过国家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缓交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一般可减少复工人员用工成本约25%左右，能够有效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调查发现，中央及地方出台的财税、社保、金融等优惠政策，落实到企业身上还有一段时间差。有企业反映，当前出台的相关政策存在“同一”性，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简便透明的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明确细化。
第六，针对不少地方和企业“放大招”吸引农民工复工，似乎招工难初步显现，技工更是短缺的现象，要鼓励企业加强对农民工人文关怀和技能提升。尤其沿海地区的“制造之都”要将提高农民工技能作为吸引农民工的重要砝码，既鼓励多劳多得，又鼓励技高者多得，帮助农民工转变为技工甚至技师，从根本上缓解“招工难、技工荒”的问题，补齐技工长期短缺的短板。“低谷”时往往更能挖掘企业自身潜力。制造业企业既需要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大力支持渡过困难期，也要学会化危为机，充分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转型发展，从人力资源开发转向人力资本提升，为战胜疫情后提升农民工技能和增强企业竞争力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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