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发展房地产之初，香港地产商人如李嘉诚等北上投资，内地房地产多处借鉴了香港模式。当时地方政府也高度依赖土地财政，靠卖地发展经济。这一模式初期确实拉动了经济，还吸收了大量M2资金，为保持核心CPI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形成依赖，每每到需要产业升级、转型的关头，不是专心攻坚克难，而是转头找房地产反哺，长期以往，形成房价飙升、金融脱实向虚、企业出走，出现产业空心化。这一点，房价涨成全国之最的深圳应该深有体会。2018年，华为将部分部门、2700名员工搬到东莞，原因就是深圳的成本高、缺少工业用地。
香港房地产模式还有一个“苦果”：高企的房价磨灭了年轻人的希望。最先尝到这一苦果的是香港自己，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年轻人走上街头，喊出“揽炒”的口号。有观点认为，这场风波反映了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住房问题。20万元港币一平米的住房，是很多香港青年穷尽一生也买不起的，看不到希望的香港青年选择与城市一起“揽炒”。
国家的兴旺、城市的发展，来自于千千万万劳动者的付出。“有恒产者有恒心”，居住的权利也应该是所有为城市付出的居民所共有的。发展租赁住房市场，可以让房子进一步回归“用来住的”本质。而选择新加坡模式既可以为形成国内大循环释放消费活力，同时也意味着地方财政对卖地的依赖必须大幅度减小，如何发展实业、产业升级，现在已经是各级政府迫在眉睫、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总而言之，房地产模式的变化不仅是居民幸福感问题，更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
